Bruce Quek省思偶然性、與怪異零散細碎並存的制度秩序，以及獨立檔案館的意義。

李文的獨立檔案館（Independent Archive）雖然包羅萬象，但其要旨是獨立記錄新加坡及之外的視覺藝術，尤其是限時限事的藝術。它由已故行為藝術家李文於2012年創立，為那些易於遭受主流體制忽視或打壓的獨立和實驗藝術保存記錄。或許檔案館此一目標，部份是有鑒於藝術家吳承祖因為以行為藝術作品《鞭刑老大哥》抗議警察誘捕男同性戀者，而引發新加坡由1994年至2003年間實質禁止（de facto ban）行為藝術一事。記錄文檔有其實際需要，同時亦歸功於李文對於他稱之為「藝術主權」的宏願奉獻不懈——藝術社群若要作為公、私營體制的對立點，那麼擁有自己的空間和組織，乃是至為關鍵。

我在檔案館的工作始於2015年末。當時我是一名待業的藝術家及作家，剛聽說李文的檔案館缺人。李文說已找到人了，但是既然我問起，就一併聘用我吧。這可能是史上最後一回有人只消走過來，握個手，就能覓得一頭差事。 

李文給我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處理積壓下來的大量書籍和圖錄，它們或有人交來、捐贈，又或形形色色地漂入零散的印刷品中。這趟努動為之「編制索引」。大多數書目都有跡可尋，例如日本國際行為藝術節第一至五屆及第十至十六屆的目錄、2005和2006年度波蘭表演藝術節《想像的城堡》、孟加拉Britto Space的開幕展《空間》、新加坡Plastique Kinetic Worms的群展《審查制度》，以及胡丰文（F. X. Harsono）2003年的個展《位移》。除了展覽目錄外， 還找到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檔案熱》、蔡青的《行為藝術日記2006–2013》、亞菲言（Alfian Sa’at）的《狂烈時刻》、姚瑞中的《台灣行為藝術檔案1978-2004》、 吉米‧達勒姆（Jimmie Durham）的《缺乏某種連貫性：藝術與文化政治寫作》，由傅樹介等編輯的《 〈華惹〉時代風雲》等。

^{圖片︰獨立檔案館留影。由獨立檔案館提供。}

不過，我還會不時遇到諸如2000年2月版的《Lonely Planet Italy》這樣的書目。或是羅伯特‧安東‧威爾遜（Robert Anton Wilson）和羅伯特‧舒（Robert Shea）的《光明會三部曲》。或是《易經》。還有西門‧雅力格（Simon Elegant）的《浮生若夢：李白詩遊》。或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的自傳《如何出口成髒與導人走上歪路》等等。我不解為何它們會存在於藏書中，差點懷疑它們是否憑空冒出來的？大概是被大量同類牽引而來？ 

然而，簡而言之，檔案館的核心藏書汲取自李文的私人收藏，多年來由藝術家和機構捐贈而日漸豐富。《Lonely Planet》很可能是偶然收納的，也許他在參加意大利的Performatica’08藝術節之前就購買了。而卡夫卡和亞瑟‧林波（Arthur Rimbaud）的作品全集、尼克凱夫（Nick Cave）的《驢子看見天使》，還有《膠囊：一服新新加坡寫作的劑量》和貝嶺精選詩集，或許顯示出他對散文和詩歌的品味。《易經》以及伊麗莎白‧英格力（Elizabeth English）的《瑜伽空行母：她的形象，儀式和形式》，透視出他對精神層面和哲學的熱切追求。久而久之，你可以逐漸從這些書籍中感受到他的思想和個性的脈絡。

至於《李白詩遊》，我本以為是因為李文喜歡這位唐代詩仙的作品，因其不羈放浪的共通點而惺惺相惜。但兩者的聯繫其實更深——當我提起這本書時，李文說道，他父親曾以筆名向李白致敬（李文父親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界的一位著名作家）。他沒說太多，但似乎李白是他與父親的其中一個聯繫。

隨着編目的工作如火如荼，我們很快便發現書架空間不足。我建議的解決方案之一就是減少冗餘——大刀闊斧地扔掉可以在其他圖書館中輕易找到的書目，尤其是與藝術無關的。我整合出一個清單：《如何出口成髒與導人走上歪路》與行為藝術有什麼關係？

李文斷然打消了這個想法。他指出，蘭尼‧布魯斯是一位喜劇演員和社會運動家，以尖酸的幽默感和對現狀的嚴厲批評而聞名，為此他面臨數項有關淫穢的控罪——這與令行為藝術被拒諸門外達十年的一系列事件不無共通之處。至於收納其他書目有各種各樣的解釋，都不其然加深了一個想法：獨立檔案館的圖書館不應獨沽一味，應該兼收並蓄。

最終，這些書都沒有被丟棄——回想起來，幸好我們沒有為了簡便效率而掏空了檔案館的特色，否則就鑄成大錯。人們可能會誤以為檔案庫的特色就是怪誕又隨機，但這其實是李文本人的迴聲：忽隱忽現地窺探出他的經歷和思想、對世界的感知，以及試圖作出的改變。

當然，檔案館以李文為中心運行，有時挺具挑戰性。檔案館的一天可以是意料之內、有效率，並且易於管理的，也可能是一系列傾巢而出的即興作業，既可能引發危機，也可能產生出頗具禪意的流態。後者總是以瑣事的形式現身，例如路人駐足聊天，然後決定留下幫助修理風扇，或者是更大型的隨性作業，例如修理閣樓貯存區中央有點下陷的地方。在美好的一天，你會看到無固定班底的員工和義工友好，努力篩走那些大量積壓的資料，進行合作企劃，翻箱倒櫃，然後逐漸演變為一伙人即興合奏或演出，直至夜深。另一方面，在最糟糕的日子裏，我要把跌倒了的李文送院，又或我們突然意識到錢快要花光，隨之而來的是數週的手忙腳亂，令人印象尤深。同時，制度秩序與怪異零散細碎並存：我們的圖書編目系統改編自亞洲藝術文獻庫的方式，而在檔案館臨別甘榜格南區愛麗華街的日子——那是一個歷史悠久的馬來人和穆斯林區，正迅速士紳化——我們正逐漸成為一個更正式的非營利組織。

^{圖片︰獨立檔案館留影。由獨立檔案館提供。}

這些朝着傳統方向的發展當然沒有限制李文整體的實驗意識，這不僅限於他對檔案館藏書的追求。在組織獨立檔案館的過程中，他倡導了所謂的斯坦納式（Steinerian）管理方法，該方法取材於魯道夫‧斯坦納（Rudolf Steiner）的教學理論，該理論亦為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提供了參考。李文解釋，這個管理法讓獨立檔案館的每個人都可以自行運作，根據自己對檔案館使命的詮釋進行企劃，而李文則寬鬆地監導大家的工作。

李文固然有最終發言權，但是據我的經驗，這比由上司領導的傳統方式要自由得多了。我推動了一個以藝術家演講和簡報為重點的計劃，而其他人則專注於諸如實驗音樂和表演、手作和DIY工作坊和講座、放映會和讀書會等領域，甚或更廣——視乎當你參與獨立檔案館的企劃時，李文正與誰合作，你的經歷可能會截然不同。

獨立檔案館的此一方面，是難以透過參觀其圖書館位於工廈單位，並與藝術團體Ichinen Sekai（一年世界）共享的新歸宿，或瀏覽其數位館藏而得悉的。檔案館在愛麗華街的日子，充當一個恆常的聚腳點——每天，李文與檔案館的友好在此出入、聊天、即興合奏、協作，又或表演。這些每天流轉的過客包括藝術家、音樂家和策展人、偶遇的旅人、不期出現的流浪貓，以及從中擴展的親朋好友網絡。

^{圖片︰獨立檔案館留影。由獨立檔案館提供。}

檔案館的這一面向也擴展至工作層面——一天，你可能去看點書，與李文交談，或與已經在檔案館工作的朋友在一起閒散。下午時份，李文可能會要你在這在那幫點小忙——幫他在椅子上轉身、拿拐杖，和幹點小事情。到後來，你會發現自己在檔案館待得愈來愈久，忽然間變得定期出現，甚至開始在此領薪。

讀取檔案館文獻及處理文獻的過程融匯出恆動的社會性——更像是一場永不息止的表演。李文早逝後數月，新團隊正嘗試繼承其衣缽。獨立檔案館除了要面對種種乏味的挑戰——之如獲得資助、建立組織基礎等等——還需思量如何在擴展與變化中維持檔案館的獨特精神，延續其個性。

Bruce Quek的藝術創作，驅使自在信息泛濫的時代中，他對於城市生活複雜性的着迷。他以尖刻的幽默感觀察科技和社會，提取日常經歷並呈現出其荒謬。他的藝術實踐涉獵裝置藝術、表演，並作生成動畫和圖像識別的試驗。他專注於生產令人焦躁的經驗，最近的項目包括研究與圖案識別有關的光污染，以及因信息過載帶來的同理心極限。

由馬碧筠翻譯自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