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鴻毅家族基金中華研究獎助計劃駐場研究員王必慈探討她在駐場期間所硏讀的文獻資料如何豐富她的學術硏究
我的研究過程部份涉及先鎖定關鍵議題，然後藉硏讀各樣材料以不同角度解決某些議題。其中期刊、展覽材料及個人檔案三組資源尤具啟發性。
期刊
在審視特定時段的批判性論述時，我會就不同作者、主題、影像、反覆修辭和分類系統去爬梳各種期刊。就對九十年代的研究，我瀏覽過各種學術期刊，如《美術》、《藝術市場》、《江蘇畫刊》、《藝術市場》、《畫廊》和《今日先鋒》。這些文本是當時交流、通訊和辯論的主要平台，甚至連藝術家的個人評論都能顯示作者的評估方式，他們藉以界定藝術所參考以至抗衡的定義等。除了藝術家和批評家所出版的這些學術期刊外，對他們影響深遠的期刊如《雄獅美術》和《藝術家》也極具硏究價值，能用以了解他們在選取參考材料上的考量。
展覽材料
跟研究期刊一樣，我關注展覽刊物所構框的事物及其方法。因為展覽圖錄和場刊數量有限，文獻庫集中收藏這些刊物，如新生代藝術展、首屆當代藝術學術邀請展、《兩性平台》藝術展和第一屆當代雕塑藝術年度展的出版物等，對我的硏究都相當有用。
個人檔案
文獻庫所藏的個人檔案提供了珍貴的幕後材料。我追溯與所研究時期吻合的信件和相片，當中包括提及作品構成的信件、藝術品在工作室中的影像等，兩者皆揭示了藝術的產生過程；張曉剛、張培力和王友身的檔案都是例子。研究者檔案——如戴漢志和姜苦樂的檔案——尤為珍貴，因為某段時間的人事和觀點於現今已未必可能重現，而該些檔案則爲我們提供了解當時實況的途徑。
王必慈是位於美國緬因州的鮑登學院（Bowdoin College）的藝術史與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在 2007 到 2010年間負責《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Primary Documents》的編輯工作，該書由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出版。她正在撰寫一部關於199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社會政治性干預策略的書稿。2017年四月至七月期間，她將以富布萊特研究學者的身份訪問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