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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退之間:回顧與前瞻

文獻庫邀請藝術史家,策展人及尼赫魯大學高等研究研究員Dr Charles Merewether回顧及評論2008年每月的《視界》。

 

在某個特定時期內發表的評論文章,往往對時局有一針見血之見,而把它們一併細閲常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以亞洲藝術文獻庫的《視界》為例,此類評論除了提供資訊和發表見解外,更發揮了作為交流和倡導之所的關鍵作用。

綜觀2008年的《視界》,其評述大致可分為兩個範疇。第一類集中探討各地(巴基斯坦、老撾、越南及中國內地為主)的當代藝術及相關的視覺藝術活動。這批評論或闡析與巴基斯坦當代藝術相關的課題,或主張開拓西藏的當代藝術領域,或描述越南當代藝術創作的特色或回顧老撾一家機構大力推廣國內外藝術協作的經歷,凡此種種,皆屬必讀之作。除了綜述性質的文章外,尚有兩篇以中國內地為題的文章,它們一方面重點分析了近來突出的錄像和電影創作成果,另一方面則分析了國內視覺藝術評論界暮氣沉沉的現狀。第二類評述從較宏觀的角度,檢視了亞洲地區的若干議題,諸如雙年展 / 三年展的發展與特色,公營與私立博物館的現狀與活動編排,並概述了各地另類當代藝術機構的動向。

就第一個範疇 — 即延續《視界》有關當代藝術創作的探討 — 而言,目前的情形尚算樂觀。這方面的討論不僅以實況報道的方式開拓了我們的視野,更針對中國內地在觀察和評估當代藝術所處的支配地位(情形與昔日的日本類似),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抗衡作用。此外,《視界》的作者認為他們討論的主題是在特定的美學領域及文化、社會環境中不斷演變發展的個體,而不是各經濟體系在通脹影響之下的產物。這些言論固然可喜,但就中國內地及巴基斯坦而言,《視界》內的各類暗示或明言同樣值得關注。事實上,這些評論最為感人的是對當代藝術的承擔,正因責之切,益顯愛之深。文中的言論或有言過其實或以偏概全之嫌,但我們最起碼的回應方式,是在本土發起辯論和研討,而不是置若罔聞、枉自嗟嘆,或凡事皆以「外國人」的評價作為衡量指標。與此同時,這類評論亦指出了亞洲地區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以中國和巴基斯坦而言,鑑於生活壓力、資源匱乏和社會各方面的暗湧,剝削之風應運而生,而那些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風格」及藝術家,亦對堅持獨立創作和勉力維持生計的藝術家造成了不當的影響。而且,當本地對後者的關注、支持或資源幾近於無時,誰還能質疑那些遠道而來觀賞(或作為買家或買賣中介的「外國人」吸引力何在呢?歸根結底,這個難題的答案只能求諸於藝術家本身,但若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回應這個問題其實亦無不可。部分《視界》撰稿人曾提到,這個問題證明了我們必須提供一個有利的環境,讓人們可以用正面的回應,來推動對國內外藝壇的解讀,或增進本土藝術圈內的討論。其實,這正是公營博物館、論壇以至公共領域內的研究項目、獎學金計劃和評論文章所應扮演的角色。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2008年的《視界》評論引領大家進入了第二個範疇,即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檢視若干課題。在一些問題上,我們確實取得了可喜的進展,2008年及以往的撰稿人對此皆有提及。然而,這些成功事例有的與傳統標準甚有出入,某些作者筆下呈現的近況也格外令人關注甚或惴惴不安。就此而言,Tobias Berger 和 Christine Clark 所倡議的幾種機構和組織運作模式,正是實現可持續文化發展的關鍵所在。這兩篇文章所引述的事例,亦展現了需求的相互作用如何以對話的形式 — 即負責開展博物館活動的專業人員與觀眾以至普羅大眾之間的對話 — 而得以彰顯。李永財(Lee Weng Choy)的文章也談到了這個問題,據他分析,這種對話有助博物館立足於文化和社會現實,並能協助其專業團隊制訂高瞻遠矚和勇於探索的一流發展藍圖。而且,恰恰是這種社會氛圍,方能抵擋 Rasheed Araeen 坦言直陳的凡庸鄙陋之風。

這些作者在概而論之的同時亦指出,若以藝壇根基是否穩固來衡量,2008年取得的成績其實仍差強人意。有的計劃僅限於紙上談兵,有的則是功夫用錯了地方。總括來説,2008年的《視界》文章皆彌漫着某種程度的憂慮甚或是迫切之感,與表面的樂觀情緒格格不入。這方面的憂慮源於對主體身份的誤讀,以及現行機長制定位失準和迷失方向等經常出現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以西方為主導或符合「西方」現代主義等範例的審美體系,既不足以為本土奠定藝術欣賞的基礎,亦無法培植可長期吸引文化機構及其潛在觀眾的創作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這與當代藝術在某些國家或整個亞洲地區所引起的關注(姑勿論是正面或負面的關注)有關。以推動亞洲地區的當代藝術而言,市場所扮演的角色尤為突出。無疑,市場的力量既增加了外界對亞洲地區的關注,亦鞏固甚或擴大了本土鑑藏家的陣營。雖説是無心插柳,但市場力量使人們深切體會到,必須借助公共機構及其他方式,來刺激、支援和維持藝術創作。與此同時,一股藝術批評的力量亦應運而生,以期解讀藝術創作的諸般現象和特質。

但是,為了讓市場的影響力在各地發揮積極和長遠的作用,我們必須將地方利益及各方面的參與度納入考慮之內,然後再適當地予以調控或推行協作項目。因為,市場上支援、贊助藝術的模式和體系表面上雖然足夠,但審美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依然存在重大分歧。當然,即使假以時日這道鴻溝將大為縮窄,別的問題也會相繼浮現,如供不應求、口味改變及歷史評價等等。此外,市場的口味也遠比人們所想的變幻莫測。市場的參與程度可能會驟然減退或消失,其原因顯而易見。就此,環球市場近來對各地市場所作的回應便是最佳的證明。每當有圖文並茂的彩色圖錄推出,都會給藝術作品帶來一定的曝光率,這種時刻最容易讓人沾沾自喜。但我們必須緊記,市場的取向最終仍以「幕後搞手」的口味為依歸,而後者事事皆以務實為上,由於其首要目標為投機取利,所以他們在新興市場上遇險即撤,其撤離之快絕對不亞於與伺機而起的速度。與此同時,我們亦須對畫廊與拍賣行的職能和價值加以區分。拍賣行不斷侵蝕畫廊的「傳統」地盤,其原因不難理解。然而,這一趨勢不但有損本土畫廊,更會使之無法盡其所能,為藝術家、觀眾、收藏家及公共機構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藝術環境。於是,規模經濟根本無法在本土發揮效用,以致知名的藝術家紛紛去國,當代藝術的上乘之作紛紛流入一些對資助地方公立美術館興趣不大的收藏家手中。這種風氣後患無窮,後果之一就是博物館根本無從建立最能代表本土藝術家的館藏,亦無法為轄下藏品提供一個宏觀的藝術背景。話雖如此,這並非倡議建立「國家」館藏,而是只想指出,在當前環境下,建立公有收藏是何等艱巨的任務。這類課題也帶動了其他方面的思考,例如:亞洲地區所獲資助的多寡,各類基金會扮演的角色,以及私立博物館意圖企及公營博物館在社區扮演的角色時,所面對的重重困難。

總的來説,雖然國際間對各地藝壇的關注有增機長之勢,因而加深了外界的認同甚或尊重,並提供了一個對外溝通的渠道,但卻不一定能改善地區發展長遠所需的基礎設施。毫無疑問,雙年展 / 三年展的聲勢日漸浩大,這大大推動了本土與國際之間構築一個共有的溝通平台。但在政府部門的執掌之下,這些活動(有的被包裝為文教、娛樂或體育活動)既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亦不足以克服博物館基礎設施先天不足的障礙。

故此,在構思為現代或當代藝術而設的博物館或非商業藝術空間之際,我們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決心與承擔。當代藝術活動越是活躍,這類機構的存在就越有必要。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培養一個長遠和忠實的觀眾群,並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當代社會不可或缺的藝術力量。博物館普遍存在着資金方面的困難;但是,若想在本土和國際舞台上開創文化和美學欣賞、評判分析及釐定歷史價值的風氣,發展博物館文化始終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世界一流的藝術博物館正可為此現身説法,其國內外的忠實觀眾則是對其地位的認同。這些博物館既不是商業中心,亦非僅僅用於貯藏和陳列藝術作品;其實,它們的主要作用是重塑一個民族及城市的價值觀和抱負。

政府內外或市場上已經有人意識到並已抓緊這一契機。他們深知,目前賦予當代視覺藝術的關注和文化價值,終將成為無比珍貴的資產,其作用如同開啟了一扇機會之窗。行文至此,若我們再來探討政府、私營機構及捐助人該以何種形式資助公營機構和組織,其迫切性益發明顯。

這方面的舉措和倡議若要取得成功,除了要有內部的研討和辯論,還取決於能否建立一個讓社會各界交流參與的平台。我們大可長期爭論不休,或因氣餒疲憊而悄然退走。但就上述議題和關注事項而言,目前已到了坐言起行的時刻,其中一項工作便是參與甚或推動公共領域的建設。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為對人民福祉具重大意義的文藝活動提供根本的支援,所涵蓋的範圍包括博物館、當代藝術中心、雙年展、獨立機構、學院 / 大學課程、研究圖書館和文獻機構、獎學金、藝術家駐留計劃、投身藝術的作家及其他人士等等。由此衍生的基礎設施將惠及各個藝術範疇,它們雖然不受國家政策或商業資助的掣肘,但作為一個自我調節的機制,則依然肩負着自我監督之責。

至於如何建立公共領域(不論形式為何),依然是亞洲區內多個國家的當務之急和頭號難題。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先決條件之一就是投資教育,為服務城市、人民的機構和組織培育管理人才。為此,我們先要全權信賴那些深諳此道且具領導才能的人士。各地政府也應視此為目標,並在文化教育和文化欣賞的範疇裏,充分肯定兩者對於服務社群和建設文明社會所發揮依然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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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