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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亞洲藝術文獻庫——第四節

鍾玉文與郭清夷分享怎樣將當代藝術帶進課室,並關顧受「Zoom 倦怠」煎熬的教育工作者。

 

鍾玉文和郭清夷主理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學習及參與計劃」,為教師提供視藝培訓和網上資源,促進其專業發展,持續塑造香港藝術教育。最近,團隊發起了一系列名為「藝術家練習」的計劃,首批活動以「在家學習」為主題,邀請本地和國際藝術家參與設計一組可讓學生於停課期間在家進行的創意練習。以下對談由亞洲藝術文獻庫公共項目策劃Özge Ersoy主持。

 

Özge Ersoy:在「藝術人生課」系列,我們邀請了幾位藝術家分享自身的學習與教學經驗,尤其正值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我們不得不重新想像學習、社群和照料等命題。在每一節藝術人生課,我們邀請藝術家講述改變他們創作和教學的課堂或某趟早期的學習經歷。我在想,不如也向你倆提出相同的問題,畢竟你們在亞洲藝術文獻庫開發教學活動已有多年時間。對你影響至深的學校課堂是甚麼?它如何改變你設計「學習及參與計劃」的方法呢?

鍾玉文:我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香港讀中學和大學。當時學生鮮有機會接觸當代藝術,老師也很少帶學生參觀博物館或畫廊。我接受的藝術教育均以西方為主,而且僅去到現代主義。但我很幸運,藝術家楊秀英是我當時的視藝科老師,她的課堂很有創意,例如她會為我們準備發泡膠,讓我們體驗雕塑過程。她又帶我們一起看展覽和認識藝術家。這個經驗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2005年,我開始在亞洲藝術文獻庫工作。其時的文獻庫是不少亞洲當代藝術研究員到訪的第一站,包括學者、策展人和創意工作者。我為他們組織公開座談。我感受到藝術怎樣反映當下、反映一個地方,同時是非常有力的教學工具。

郭清夷:我在大學主修比較文學,雖然不屬於正規的美術或藝術史訓練,但我的學習令我能夠賞析藝術:不僅是藝術作品本身,而且是藝術的脈絡,即藝術品怎樣連繫到其社會和文化背景。

還記得大一的時候,在張美君博士教授的其中一科,陳嘉上的電影《A-1頭條》是必讀文本。電影講述現實的複雜本質,提出個人無法完全地認知真理。然而,張博士強調,儘管我們必須承認一切均屬敘事,並了解到人是很難(或者不可能)達至「終極真理」;我們也必須警惕,不能因為無法得知「真理」而優柔寡斷或固步自封。我們最終必須自行作判斷,並且付諸實行。時至今日,這個信念仍然是我最佳的嚮導。

 

ÖE:「學習及參與計劃」始自2009年,適值香港視覺藝術課程改革。多年來,「教學與參與」團隊嘗試使用不同的模式和方法,與不同用家合作,涉獵種種與時並進的議題。亞洲藝術文獻庫早年為高中生和大學生提供教學活動,近年卻專注於教師(主要是中學老師)培訓。這些改變的由來是甚麼?

:2009年視覺藝術課程改革之前,中學的視藝科僅限創作。改革後,課程要求學生在三年的學習期間,創作四件藝術作品和一份研究工作簿。他們需要評賞藝術家,並通過藝術品和寫作來闡述自己的觀點。至於公開考試的評估,學生需以藝術作品來表達自己的意念,並且在寫作評核中對比不同時期和文化的藝術。因此,學生有需要建立跨時間和地域的廣闊藝術視野。與此同時,為了促進學生學習,視藝科老師亦必須具備當代藝術賞析方面的知識。我們希望回應教師實際迫切的需求。當我們開始「學習及參與計劃」之時,香港的博物館或獨立的藝術組織從未提供這類型的教學活動。

計劃初年我們針對15至25歲的年輕人,2012年起則組織了更多教師活動。我仍然懷念那段可以直接引發學生學習的日子。可以激發和改變一個年輕人對生命的看法,那是很有滿足感的過程。然而,影響年輕人需要花上不少時間和精力,不可能急功求成,尤其團隊只有一兩個人,人手上便更加困難。

 

 

於2017年,不少嶄新當代藝術機構上場,它們擁有更大團隊和更多資源;亞洲藝術文獻庫亦進行了一趟重組,策略上將「學習及參與計劃」的服務對象定位為教育工作者,希望集中精力和資源與教師緊密合作,以此影響到更多學生。 

 

圖片:教師參與「教學實驗室|探索未知的可能性:蛙王的「藝術生活」」,2018年。
圖片:教師參與「教學實驗室|探索未知的可能性:蛙王的「藝術生活」」,2018年。

 

ÖE:對大眾而言,展覽通常是藝術機構最突出的面貌。亞洲藝術文獻庫卻是個與眾不同的物種,它的核心是圖書館和文獻館藏,策劃活動和出版都是圍繞館藏而作。我們提供的教學資源因此有別於其他由展覽驅動的藝術機構。我想問你倆,發展「學習及參與計劃」時借鑑過哪些參考模型?從中學到甚麼?

: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學校導賞在中學和大學班級中頗受歡迎。我們提供的不是單次展覽或活動,而是一個支援研究和學習的可持續資源平台。更重要的是,我們會就每次導賞,與老師討論,訂造適合他們班級學習目標的環節。

在亞洲藝術文獻庫工作的三年期間,我最喜歡的導賞是去年與賽馬會體藝中學謝小華老師的合作,當時由於疫情關係無法外展上課,結果活動變成網上工作坊,其中我們討論了問問題的技巧、怎樣視研究為學習方法,以及為學生的研究計劃定下框架。其中一個學生希望探討親子關係,於是她就養育方式、溝通和自由等議題訪問了與自己同齡的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她更與同輩做了角色扮演練習,務求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在將發現轉化為藝術創作之前,這個過程挑戰她以更深入的方式思考議題。畢竟,我們希望在向學生介紹書籍和文獻資料之餘,能夠探索當代藝術如何助我們反思當下的世界。

 

圖片:郭清夷與賽馬會體藝中學學生的腦震盪環節,為學生的研究題目聯想關鍵字, 2020年。
圖片:郭清夷與賽馬會體藝中學學生的腦震盪環節,為學生的研究題目聯想關鍵字, 2020年。

 

:在「學習及參與計劃」老師的發展早期,某位老師曾經建議我們,應着重向教師提供當代藝術知識,那麼他們便可以將這些知識納入教學。這個建議啟發了我們成立一個教學社群,在那裏教師可以將由我們身上學到的東西,跟其他教育工作者分享。教師首先是學習者,後來隨着活動發展卻成為了我們的合作伙伴。我們稱之為「由教師自發,為教師而做」。一群核心的教育工作者至今持續就我們的活動給予反饋。

 

ÖE:在亞洲藝術文獻庫,我們經常反問如何將被人忽視或鮮為人知的歷史納入館藏和活動之中。例如在2019年,我們組織了一系列有關行為藝術的活動,因為這種媒介的快閃性質對理解亞洲藝術至關重要:許多藝術家利用行為藝術應對緊急政治議題,尤其是審查制度。我仍記得當時我們的談話,你說部分老師認為向學生教授表演藝術頗有難度。當中你們做了甚麼功夫去應對?有關行為藝術的工作坊又為你帶來甚麼得着?

:起初,老師們認為要教授行為藝術並不可行。他們覺得行為藝術非常政治化和激進,在正規學校預設的環境中可能會造成問題。部分老師在參加了我們相關主題的講座和工作坊後,主動在自己的學校介紹行為藝術。其中一位核心老師郭筱怡,在自己的課堂引入李文檔案的材料,繼而帶領中四和中五班級的學生,進行了一場行為表演。一整天,學生在一個由他們重新佈局的環境中上課,去表達他們對學習的感受和看法。其後我們與郭老師一起設計了教案,與其他教師分享經歷。另外,關呂佩玲老師則由個人出發,向某位飽受性別身份困擾的學生介紹行為藝術,並鼓勵他用身體作為媒介表達自身。

 

圖片:為期一天、由學生重新佈局的課室。由郭筱怡提供。
圖片:為期一天、由學生重新佈局的課室。由郭筱怡提供。

 

:課堂中教授的藝術通常以西方為主。亞洲藝術文獻庫引入了近代亞洲藝術歷史,務求豐富我們教授視藝的方法。例如,大多數老師已經熟悉行為藝術家Marina Abramović,尤其是她的作品《藝術家在場》(The Artist is Present)。於是,我們透過館藏,向老師們介紹李文作品,讓他們了解到新加坡和東南亞地方的行為藝術,以及與身份和環境有關的主題。這些主題對今天的學生仍然切身。若果能夠捉到老師的興趣,他們便會帶着這些興趣進入學生的課堂,並且發掘亞洲地區的其他藝術家。我們圍繞這些原則,開發了「教學實驗室」計劃,鼓勵老師培養自身對研究和探索不同主題的實驗精神,並希望他們能夠藉此將精神推廣到學生身上。

 

圖片:教師小組討論,「教學實驗室|從被呈現的客體到展現主體: 印度現代及當代藝術中的女性」,2018年。
圖片:教師小組討論,「教學實驗室|從被呈現的客體到展現主體: 印度現代及當代藝術中的女性」,2018年。

 

ÖE:我們以「學習及參與計劃」詰問藝術在廿一世紀的教育扮演着甚麼角色。可否告訴大家,你是怎樣跟合作的藝術家兼教育工作者講述如此宏大的課題?當中有甚麼回應或想法特別有共鳴?

:藝術為教師提供空間和靈活性,讓他們以廣闊的主題和媒介,探索諸如批判思考、創意、協作、溝通,以及思考資訊及媒體、和科技知識等技巧。過往,教師的主要角色是向學生傳授知識。今天,已經沒有任何「硬知識」是學生不能夠在網上自發接觸到的。老師現在反而成為了催化者,負責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習」。亞洲藝術文獻庫本來就是一個鼓勵研究的場所和一個資源中心,況且,由發問為基礎的學習是廿一世紀教育的關鍵,所以我們通過在文獻庫的實踐研究工作坊,支援教師成為催化者,繼而幫助高中和大學生發展自己的創意研究技巧,以及用藝術創作或寫作表達他們的作業。

 

ÖE:在「藝術人生課」中,我們探索當大家轉向網上學習並忍受「Zoom 倦怠」之時,我們對社群、照料和學習的理解怎樣隨之改變。去年,你們有從教師身上學到甚麼見解嗎?它們又怎樣改變你與教師合作及支援他們的方法?

:去年早期,由於疫情關係,香港的學校暫停了面授教學,於是我們問核心教師們,亞洲藝術文獻庫在這段時間內可以如何支援他們。大多數老師都反映視覺藝術科的網上資源匱乏。於是我們開發了「藝術家練習:在家學習」這個系列,與本地和海外藝術家合作,設計讓老師可以協助學生在家中進行的教育活動。當老師和學生在九月新學年開始時在網上教學時,我們便舉辦了第一次網上版本的「教學實驗室」工作坊。工作坊利用了「在家學習」的教育活動為老師提供點子,並解決他們在虛擬課堂中面對的挑戰。

 

圖片:與香港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系學生舉行的網上工作坊,主題為「藝術家練習:在家學習」,2020年。
圖片:與香港教育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系學生舉行的網上工作坊,主題為「藝術家練習:在家學習」,2020年。

 

工作坊期間,關呂佩玲老師講述,她根據自己學生的需要,改編了「藝術家練習」。她的觀察是,疫情令部分學生經歷了沉重的壓力和負面情緒。與面授課程有別,教師在網上教學環境無法即時關顧學生,而且學生在虛擬環境中較不容易打開心窗。這就是為甚麼她將原本打算用作校內評估的課堂,改為專門讓學生能夠參與其中、討論人際關係和社交距離的活動。她還鼓勵學生利用藝術來表達自己的感受。這是個上佳例子,說明我們如何通過藝術,把原本艱難的對話帶進課室。我們更邀請了關呂佩玲老師以教案分享經驗。

 

 

:活動移師網上,拓寬了我們的社群,開闢了新的可能,讓香港以外的觀眾也可以參加。其中一個「教學實驗室」活動,就有來自香港、印度、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老師參與其中。我們並沒想過,全球肺炎疫情反而讓我們在亞洲地區與志同道合的機構建立起這種緊密的合作關係。

我們與印度當代藝術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Indian Contemporary Art) 合作,解決印度和香港教育工作者所面對的問題,包括在家學習、網上教學,以及學生的情緒健康。我們又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當代藝術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 Singapore)合作,開展了有關李文檔案和行為藝術的活動,當中邀來新加坡藝術家Priyageetha Dia 和林凱烈,為兩城的老師舉辦網上工作坊。此外,我們改編「教學實驗室」,經由與Siddhartha Arts Foundation合辦的「流動圖書館:尼泊爾站」,與尼泊爾的教育工作者分享。

 

圖片:「教學實驗室|新學習範式:教育工作坊」一眾參與者,與印度當代藝術基金會合辦,2020年。
圖片:「教學實驗室|新學習範式:教育工作坊」一眾參與者,與印度當代藝術基金會合辦,2020年。

 

看到區域內的社群一同應對當代藝術教育面對的挑戰,實在令人鼓舞。我們希望繼續拓展這些知識共享和合作的支援網絡。過往,我們實地拜訪交流,然後與區內工作者舉辦圓桌會議。這個做法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但它不及網上活動那般具可持續的潛力。

如今,不論是藝術家兼教育工作者還是藝術機構,均愈來愈有興趣回應藝術在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我們希望繼續與老師合作,加強與本地教育界從業員的網絡,並成為一個為香港藝術家兼教育工作者而設、與他們同行的平台,鼓勵知識交流,支援專業發展和同儕學習。

 

 

鍾玉文是亞洲藝術文獻庫項目總管暨教學及參與策劃總監;郭清夷是前任教學及參與統籌(2017年1月至2021年2月);Özge Ersoy是亞洲藝術文獻庫公共項目策劃。

 

由陳穎華翻譯自英文原文。

版本

作者

CHUNG Yukman Susanna, 鍾玉文

Samantha KWOK, 郭淸夷

Özge ERSOY

主題
對話
日期
2021年3月12日 (星期五)
授權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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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教學 在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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