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eha Ragavan 探討一幀攝於卡蘇裡藝術中心工作坊的相片，Geeta Kapur、Meera Mukherjee 和 Gogi Saroj Pal 三人於相中席地對談
過去一年，我一直思索一個問題：文獻庫能如何捕捉女性對藝術領域（或更宏觀而言的文化領域）看似難以描述、但其實豐富且不可或缺的貢獻？
這是一個複雜的範疇，原因有三：
- 文獻庫該如何界定女性「作品」？
- 有關女性藝術工作者的文獻多從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如何建構這些文獻庫？
- 如果我們採取女權主義者的格言「個人即政治」為方針，那麼女性藝術工作者 的文獻庫會以什麼面貌呈現？
這幀相片（由左至右）捕捉了 Geeta Kapur、Meera Mukherjee 和 Gogi Saroj Pal 三人於 1978 年在 卡蘇裡藝術中心工作坊進行對話的瞬間。該中心由 Vivan Sundaram 於 1976 年 創立，致力於促進印度文化界發展。不同的藝術家、批評家、建築師、劇作家和電影製作人士於該中心聚集，並共同參與露營、工作坊和研討會等活動。（亞洲藝術文獻庫的研究館藏「今生他世」載有 1976 至 1985 年間有關工作坊和居所的相片紀錄）
作為一個實踐和教學的模型，工作坊一直都是對話和社區形成的重要場所。其中，社區形成在啟發創作的同時，亦為其提供養份。Meera Mukherjee 幾乎時代錯置的的存在——無論是在相片、卡蘇裡工作坊，抑或是文化場域中的存在——至關重要。她的作品（包括雕塑及寫作）呈現出一個藝術家橫跨藝術與工藝的極端例子，在與工藝和民間藝術的連接中，超越了民族誌性質的凝視和現代主義重視「挪用」（appropriation）的本質。
這幀相片完美地捕捉了一些文化場域根本的複雜性——女性在藝術中身份多元︰同時作為批評家的策展人、同時作為工藝師的藝術家、藝術家……她們都活躍於對話之中 （這當然不是在以莫奈名作《草地上的午餐》的角度回看這種情景），談論著「女性藝術家」 （Meera Mukherjee 的情形則是工藝師）如何在其餘體力勞動者工作時陷於休息；還有與這相關的，是手工藝如何作為藝術領域的軟肋。
Sneha Ragavan 是亞洲藝術文獻庫駐印度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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