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er Frangie闡述阿拉伯革命後的僵局、時間脫軌的悲劇及「後繼性」的概念。
本文為「What Time Tells」系列的一部分，探討時間以及我們當今面對的問題。與文獻庫展覽《無時無刻》同期發表，該展覽聚焦檔案時間及後續生命的概念。
2011年2月11日，當我正在倫敦等候登機回到貝魯特，來自埃及的消息傳來，報導說開羅的總統府附近發生示威和衝突。一種戲劇性的氛圍瀰漫四周，但我並未料到，這幾星期抗爭活動的高潮竟然是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確實，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在上月也在持續數周的抗爭後被迫下台，但這似乎是體制中出現小故障的孤例，而不是即將改變整個地區進程的肇始。至少在2011年2月11日當天，事情看來是這樣的。
對於我們這些在後冷戰時期接受政治教育的人而言，「革命」並不是可信的選項，更遑論是一種能夠想像的可能性。經歷過令人失望的1990年代以後，已沒有人期待政治改革，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變革都遙不可及。後冷戰的局面並不利於政治行動，而我們不斷用愈加複雜的理論去解構這個制度（不管要如何定義），而非寄望已受到懷疑且常顯得天真的行動主義。這不僅僅是由想像中的光譜一端（行動）轉到另一端（思考）的問題，而是漸漸習慣在缺乏行動可能性的情況下進行思考。換言之，我們對革命的可能已經免疫，我們已接種抵抗其誘惑的疫苗，徹底治癒了對革命的慾望。
但就在我由倫敦飛往貝魯特的五小時內，某些事情發生了。我原本已忘記了埃及的事件，直到飛機降落在貝魯特時，我發現每部電話都在響起，提示著穆巴拉克下台的消息。本．阿里，接著是穆巴拉克──某些事情正在醞釀。這並非體制中出現小故障的孤例，而是整個體制正在瓦解。隨後局勢不斷加劇。2月17日，利比亞和巴林爆發抗爭活動；到了3月15日，出乎所有人預料，敘利亞革命開始了。
在不足一個月內，阿拉伯世界改變了，而我們也隨之改變。我們對革命的免疫力已被削弱，終於屈服於它的誘惑。
在阿拉伯革命爆發之前，沒有人能預料到它將會發生。這本身正常不過，因為革命是一種沒有歷史的事件，至少在它發生之前。然而，我們無法預示這些事件發生，並不只能簡單歸因於認知上的錯誤。畢竟，我們都知道時局多麼惡劣，經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所有經濟報告都顯示社會和人口危機迫在眉睫，還有無數跡象表明這地區的政治僵局已陷入死胡同。就連環境研究也警告，氣候變化將嚴重影響農村人口生計和本地經濟。革命之後，我們自然很輕易解釋它們為何發生，甚至乎必然發生。關於阿拉伯之春的大量著作，也證明了在事後作出解釋並不困難。
然而，儘管有這些事後的證據，我們依然對革命免疫。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早已聽慣了過去起義失敗的哀歌。我們都知道，卻不知要怎樣面對這事情。畢竟，我們黯淡的當下，難道不是前幾代人愚昧的渴望所帶來的後果嗎？1952年埃及革命帶來了1967年的敗北。相比起1990年代的血腥內戰和軍政府統治，阿爾及利亞革命恍如褪色的記憶。巴勒斯坦革命雖然在奧斯陸協議及其腐敗制度下正式告終，但實際上更早就已走向終結。至於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1960年代的「進步」政變，則為我們當下的各種噩夢埋下伏筆。以革命、整體性、解放或社會變革作為思想框架，無疑是一場危險的遊戲，而我們逐漸學會了一種審慎思考的理論語言，避免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目的論（teleology）、整體化（totalisation）、二元對立，或者其他各種「主義」。我們學會了在邊緣位置、草根層面入手，透過水平組織，與「他者」一起行動，試圖減輕後1989年全球秩序所帶來的代價。這是一項西西弗斯式的任務，因為我們對體制的理論批判依然尖銳如昔，甚至更加嚴厲。
我在這裏用上「西西弗斯」的形象，旨在指出我們政治教育的悲劇底色，其特徵是深刻認知到知識和理論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而這正是過去那些解放運動所陷入的深淵。悲劇的典型（trope of tragedy），成為了我們對「阿拉伯例外論」的命題，也成為了我們逐漸接受現實困局的方式。1996年，已故的敘利亞劇作家萬努斯（Saadallah Wannous）在世界劇場日的演講中道出了一句名言，後來成為知識分子和行動主義者在日益沮喪絕望的阿拉伯世界中的振奮口號：「我們命定要懷抱希望。」接著，他安慰聽眾道：「今天發生的事情，不可能是歷史的終結。」1 這次演講的悲劇語調，跟已故的黎巴嫩知識分子卡西爾（Samir Kassir）所描述的「阿拉伯困頓」（Arab malaise）有所呼應。這種困頓是一種無力感，源於外國干預和佔領、伊斯蘭主義及文化主義在阿拉伯世界復興，以及轉向新自由主義的威權政權對阿拉伯社會更嚴密的操控。2 後1989年的「歷史的終結」，並沒有帶來柏林圍牆倒下所預示的希望。相反，對於知識分子以及我們來說，它僅換來當下令人沮喪的局面，我們被夾在不可能的選項之間，唯一殘存的資源是悲劇。2004年，敘利亞知識分子阿爾–阿茲姆（Sadiq Jalal al-Azm）在其文章〈脫軌的時間〉（“Time Out of Joint”）中，以「我們時代的哈姆雷特」來形容「現代阿拉伯人」，指他們「注定陷入無止境的悲劇，永遠在舊與新之間猶豫、拖延、搖擺不定。」3 換言之，悲劇是表達阿拉伯後1989年「脫軌的時間」的語言。對於在悲劇的典型中成長的一代來說，革命讓人想到浪漫的典型，而那正是我們用以定義自身的對立面。4
圖片：敘利亞伊德利卜市的廢墟，2020年。Ahmed akacha攝。
悲劇性的啟蒙
時間的斷裂需要用悲劇來表達，但這種斷裂感並不限於後1989年的時代。或者至少對於萬努斯及他那一代「由幻滅的激進主義者轉變過來的批判性知識分子」來說──這批人經歷過二十世紀中期民族解放運動的危機的洗禮──危機並不僅限於政治的層面。從更根本而言，該說是指引和應許解放運動的時間性想像崩解了，即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整齊有序的連結割裂了。借用牙買加學者大衛．史葛（David Scott）的話來說，失去時間協調感讓這些知識分子陷入「某種時間後繼性（temporal afterness）的經驗中……過去曾想像的未來的痕跡，猶如一層薄紗般殘留，並覆蓋在令人感到詭異的無限延展的現在之上」。5 唯有西西弗斯可以居於這樣無限延展的現在，伴隨著歷史理性的碎片。一旦時間協調感消失了，當下便顯得脫了軌一樣。
在這充滿停滯感、痛苦和頹垣斷壁的現在，時間的危機被根本上視為一場現代性的危機。短暫的二十世紀，被解讀為一連串與十九世紀的現代性斷裂尋求和解的失敗嘗試。阿爾–阿茲姆筆下的哈姆雷特是一位悲劇人物，他「被強行拖入現代性中，並一直掙扎」；而他「從未承認自己在現代的時代中身處邊緣和被動的位置，更遑論與之和解」。6 面對現代計劃的碎片，那些經歷過時間性想像崩潰的人，將當下的弊病歸咎於這位「我們時代的哈姆雷特」，因他未能融入歷史理性的框架，並在掙扎中將這框架粉碎。基於這種對當下病態的診斷，若要步向期待已久的和解並擺脫悲劇，第一步便是透過殘存的薄紗去面對阿拉伯現代主義思想的奠基時刻──阿拉伯文化復興運動（the Nahda）。在這時期，阿拉伯人似乎曾短暫地接受了他們被強行拖入現代性中，並一直掙扎的事實。
萬努斯也曾參與一個計劃，在二十世紀中期激進實驗及隨後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瓦礫中，重新挖掘阿拉伯文化復興運動的遺產。他和其他阿拉伯知識分子共同創辦了一本短壽的雜誌《議題與證言》（Qadaya wa-Shahadat, 1990–92），旨在挖掘文化復興的遺產，這也是日益興起的知識運動的一部分，力圖以不同方式「重返」那一時刻。在1990年代的後意識形態時代，以及阿拉伯後殖民國家及其「進步」論述淪為意識形態噩夢的背景下，該雜誌試圖回溯文化復興的自由及多元的實驗，以發掘一種民主文化，作為批判性思考復興的歷史支柱。但這種時常帶著懷舊色彩的回顧，同樣被人們以悲劇的方式看待，因為現代主義知識分子及其啟蒙價值正日漸走向邊緣。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裏，發出「荒野中的孤獨之聲」就是啟蒙知識分子的命運。
阿拉伯世界在後1989年的當下危機，呼喚我們重新審視啟蒙作為批判性思考的奠基時刻。然而，儘管這場悲劇性啟蒙運動的倡議者曾經英勇地奮鬥，我和許多在卡西爾所稱的「阿拉伯困頓」中成長的一代人一樣，從萬努斯的悲劇性樂觀主義中，僅能聽見一種美國理論家貝蘭特（Lauren Berlant）在不同語境下提出的「殘酷樂觀主義」（cruel optimism）的迴響。殘酷樂觀主義即由於「持續依戀問題嚴重的對象」而自我施加的殘酷。7 悲劇作為一種智慧的泉源，很容易便會落入殘酷一途──當其慾望客體顯現為問題本身時；在這裏便是想像中的啟蒙。像西西弗斯一樣，現代主義知識分子命定要秉持著啟蒙的火炬，重回到第一次文化復興，即使已經歷第二次文化復興的失敗，同時他們亦期盼第三次文化復興來臨。但可以預見這一切的結果，無非是重複相同的命運。多元主義、自由主義、理性、普世主義和批判性思考的目標，似乎永遠被推遲下去；借用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學派創始成員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話來說，這狀況將阿拉伯社會及其批判性知識分子鎖進了「歷史的假想等候室」裏。8 這樣一個如同已然終結的歷史之等候室的當下，是無比漫長的當下，我們只能用西西弗斯的形象來理解這當下──他注定要懷抱希望，卻得不到任何保證。
啟蒙作為悲劇
對於那些生於廢墟之中、未曾體驗喪失時間和諧感的人來說，萬努斯的悲劇性樂觀主義已不足以應對現實。我們除了在悲劇中接受政治教育，還學到另一個道理：時間的脫軌無非是進步的目的論敘事的反面──當它出現差錯便會這樣──而這種目的論敘事總是難免出錯。我們學會了反轉提問的方式，將問題指向目的論，而非時間的脫軌；換言之，將問題聚焦於那應許了過去的解放希望及當下的悲劇性困局的知識論（epistemology）層面。阿拉伯世界對啟蒙運動的回歸，與西方學術界對啟蒙運動的問題化（problematisation）進程幾乎同時發生，而我們只能從對位的方式閱讀阿拉伯知識分子的悲劇，即參照巴勒斯坦知識分子薩依德（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結尾的著名警告：「現代的東方……正參與建構自身的東方主義」。9 薩依德1987年的著作打響了阿拉伯世界後殖民批判的第一炮，反轉了討論方式，讓我們曉得悲劇性的知識分子仍然是不滿的浪漫主義者，他們或許也是「我們時代的哈姆雷特」，但啟蒙本身，也充滿了悲劇性。換言之，我們的知識傳統存在缺陷，需要將問題指向支撐這類論述背後的知識論假設和再現理論。這種問題化超越了過去意識形態的對立界線和二十世紀的目的論框架。
我們開始提出不同的問題，更審慎的問題：我們如何擺脫這種建構自我東方主義的殘酷循環？如何將解放的政治希望與其東方主義的知識論分離？我們如何接受生活在碎片之中，並將其視為現實的全部，而非永遠提醒我們世界多麼墮落的碎片？或者正如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晚年對康德的反駁所言，我們如何抗拒自己的思想遭受「啟蒙的勒索」？10 此等問題的答案，在於學習審慎思考，避免使用諸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目的論、線性時間觀、現代性和啟蒙等概念，或者至少剝去這些概念的規範性光環。弔詭的是，要脫離活在當下時間脫軌的悲劇困境，必先懸擱其構成性假設──即線性或進化論時間所隱含的時間一致性的觀念。換句話說，只有接受現代性的觀念是永未完成的計劃──它混合了不同類型、風格和階段──才能使解放的政治計劃擺脫其殘酷、悲劇性且最終陷入癱瘓的知識論框架。啟蒙的概念本身是核心問題，我們發現自己站在兩條互相衝突的思想路徑的交叉點，爭論現代意味著甚麼。
我們帶著這套「新」的理論工具挑戰先行者們的悲劇語調，狠批他們「天真」的知識論。然而，儘管我們提出了理論批判，卻無法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畢竟，我們從小就明白，理論與政治之間甚少機會能無縫轉化。我們明白他們提出的方案（民族國家、世俗民族、自由權利，甚至解放）並非想像中的萬靈丹，但我們也無法提出一種別的政治想像。或者說，如果我們暫時懸擱歷史的教訓，或許就能提出新的政治構想──但這種姿態對於那些無法與阿拉伯世界問題保持距離的人來說卻不可行。我們重新回到了悲劇的典型，但表達方式有所不同。悲劇的典型不是源於過去目的論破滅後時間的脫軌，而是源於無法脫離悲劇的狀態，一種構成我們的當下的狀態。我們的悲劇困境，往往表現為理論解構和政治準則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地理空間上則顯現為思想空間（往往位於西方）與行動空間（位於阿拉伯世界）的分離。不僅時間脫軌，我們的空間也同樣脫軌。
關於啟蒙及其影響、現代性和殖民主義的掙扎，以及隨之以來的辯論，成為了阿拉伯革命之前思想交匯的關鍵議題。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已經牢牢取代了反殖民時刻。然而，我們仍抱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懷疑：隨著這套新的批判工具打開了理論視野，某些東西似乎消失了。或者換句話說，為了帶出新的問題，某些舊的問題被暫時擱置了。大衛．史葛在其著作《Refashioning Futures》中指出，後殖民性之所以成為可能，乃源於「先前反殖民時刻所創造的空間，在那個時刻，政治視野的問題……看似已解決了」。這容許了「某程度上對處理政治問題的懸擱或延遲，對政治理論更新問題的延遲」，從而得以「持續審視殖民主義知識的文化理性內部結構」。11 將政治問題和知識論問題分離，正是通過擱置政治理論問題所促成的，同時也證實了這種擱置。這些政治理論涉及策略、組織、解放視野和另類的未來想像等問題。我們或在喪失了支撐政治理念的浪漫的歷史理性後，憂鬱地適應現況，或者僅從姿態上繼承一種剝離知識論假設的政治；但在兩者之間，政治理論的更新並未被提上議程。
圖片：群眾慶祝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2011年。由Mariam Soliman攝影，CC BY-SA 2.0授權，經Wikimedia Commons提供。
阿拉伯革命的震撼醜聞
帶著這些理論上的顧慮，我們初次經歷了阿拉伯革命的爆發，而這些顧慮很快便因民眾起義的事件而被拋諸腦後。我們擱置了理論上的「審慎」態度，屈服於革命時刻固有的浪漫的典型之下。正如伊朗裔美國籍教授達巴斯（Hamid Dabashi）所說，這些起義為「集體的超越行動」12，讓我們放下了理論防備，並沉溺於以時間的框架思考：革命是我們的當下，一切先於它的事物成了它的過去，也成了我們的過去。一個既新且舊的行動主體終於出現或重現，它承載著超越的渴望。「人民獲尋到了。」黎巴嫩詩人兼編輯貝多恩（Abbas Beydoun）在穆巴拉克倒台幾天後寫道。13 經歷了數十年來在過往的意識形態迷宮中的徘徊，這樣一個行動主體終於「獲尋到」了。它不同於過去那些過時且妥協的主體──第三世界主義國家、革命政黨、先鋒分子、知識分子、非政府組織、曾許下承諾的伊斯蘭主義者或理想化的群眾──它超越了這些主體。換言之，我們再次表達了政治的渴望，儘管我們的政治理論並未更新，而悲劇給浪漫讓步了。
這只是曇花一現的時刻。我們很快發現，僅僅幾個月後，我們的時間和諧感便再次崩解。承諾中的超越並沒有實現，正如其他承諾一樣永未兌現，事後只為阿拉伯土地帶來更多的破壞和瓦礫。在這些承諾的廢墟中，阿拉伯革命的事件成為了模糊的記憶。正如巴黎最近一場阿拉伯攝影展中某部分介紹文字所述，其「精神淨化力量正逐漸消退」。14 阿拉伯革命被簡化為情緒的心理宣洩，這種釋放雖不可逆轉，卻是暫時的。浪漫的典型只是插曲，讓我們在回到悲劇的典型主題和持續忍耐之前，舒緩一下緊張情緒。或者，至少這是許多人對革命的解讀，即視革命為不變現狀中的暫時中斷。或者更糟的是，將革命視為愚蠢地回歸到解放的理想，而最終只會帶來更多破滅。
但假如說我們無法重燃革命當刻的情緒，我們也同樣無法重回革命前的時代。在那些事件爆發的第一年中，某些無法納入舊有典型的事情發生了，即使那些框架已有所更新。這場革命是無法融入既有論述的震撼醜聞，它揭露了我們擱置或延遲解決政治問題的事實。而一旦革命爆發，我們發現自己啞口無言。我們接到起義所強加的行動命令，同時我們對於「應該做甚麼？」這問題卻只有沉默的回應。在這情況下，我們只能用一種不再屬於我們的世界的批判性語言來表達我們的政治慾望，那個世界已被我們從理論上否定了。我們發現自己在經驗「超越」的同時，卻對目的論抱有懷疑；我們與「民眾」一起表達訴求，卻對任何整體化的現象保持警惕；我們要求選舉，卻對自由民主的主張心存懷疑。隨著革命失敗，我們對另一次起義的希望，似乎不過是使先行者們受盡煎熬的「殘酷樂觀主義」的另一版本。正如法國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寫道：「危機這個詞語對我們說，再試一次」，15「革命」這個詞語似乎也在諷刺地對我們說，再試一次。
革命迫使我們面對美國理論家雲迪．布朗（Wendy Brown）在《Politics Out of History》中所說的「無法哀悼的失落」（ungrievable losses）。這些失落的依戀對象，之所以無法被哀悼，是因為它們從未被真正承認為依戀，因此也無法被視為失落。16 我們痛苦地發現到，我們的政治正是這樣一種「無法哀悼的失落」──若要誤引佛洛伊德的話，我們理論上的哀悼（mourning）被揭露為一種政治性的憂鬱（melancholia）。我們被迫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即我們本以為已經拋在身後的事物，仍然是我們的政治慾望的對象，儘管它們在理論上已被否定。於是，我們的困境不僅僅是舊事物的終結與新事物尚未誕生之間的間隙，而是一種矛盾的意識：我們從理論上已否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仍持續依賴甚至渴望這些政治理想。我們走到了悲劇佔據當下的終點，終於知道我們的哀悼無法完成。
革命的震撼醜聞突顯了一個事實，即我們陷入了一個僵局。正如貝蘭特所定義的，僵局（impasse）指向「一種猶豫不決的時間，在這種時間中，某人或某情境無法向前推進」，僵局也是「一個沒有敘事類型的時間經歷之空間」。17 僵局是一段延續的時間，人在其中的逃離慾望十分強烈，同時卻無法找到指引逃離路線的敘事類型。我們可視之為一個缺乏批判性敘事類型的時間的空間，而它卻要求人們行動。這場革命迫使我們意識到，我們正處於一個這樣的僵局──我們無法以浪漫敘事的類型逃脫（我們已發現了這一點），但亦無法再以悲劇的典型居於其中。我們的時間脫了軌，但我們的時間的脫軌既不是歷史事實，也不是本體論問題，而是阿拉伯革命之後的政治特徵。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是源於我們政治的匱乏。時間和諧感並沒有重新建立，當下再一次失去熟悉感，被過去的回歸和轉瞬即逝的未來逼入困境。
如果時間的線性未能重新建立，另一種時間的路標依然存在，那就是一種「後繼性」（afterness）之感，一種後來的（coming after）、隨後的（following）、「後–」（post-）的，或隨著事件之後到來的感覺。18 這種謙遜的時間接續感，也許沒有歷史的崇高性，但足以打破將後革命情境拉回到過去不同論述的種種嘗試。假如過去、現在和未來總是不合時代和顛倒錯亂，使其線性結構失序，那麼「隨後」這一意象便容讓我們把當代時刻扎根於一種後繼的關係中，並借助時間的必然進程來避免任何重複的可能。後來之感，也許是將過往的「後–」歷史化（historicise）的第一步──不再把1989年的「後–」視為我們的構成性現在，而是慢慢浮現的過去。越過啟蒙的思考，或許正是後來的當下意義所在。這種思考本身並不會引領我們走出僵局。然而，意識到我們的後繼性，可能就是建構應對僵局所需的敘事類型的起點。
Samer Frangie 是貝魯特美國大學政治研究與公共行政學系的副教授，教授阿拉伯政治與政治思想，以及社會與政治理論的相關課程。他於2009年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除了學術工作外，Frangie 亦是Megaphone News的總編輯。
Samer Frangie，〈After the Revolutions: Inheriting Tragedy〉原刊於《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Volume I》，頁129–138。版權所有©2016，Sharjah Art Foundation。經版權持有人許可轉載及翻譯。
本文由吳致寧翻譯自英文原文。
註
1. Saadallah Wannous, “Theater and the Thirst for Dialogue,” Middle East Report 203 (Summer 1997).
2. Samir Kassir, Being Arab, trans. Will Hobson (London: Verso, 2013).
3. Sadiq Jalal al-Azm, “Time Out of Joint: Western dominance, Islamist terror, and the Arab imagination,” Boston Review, 4 October 2004.
4.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5. David Scott, Omens of Adversity: Tragedy, Time, Memory, Justi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6. al-Azm, “Time Out of Joint.”
7. 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4.
8.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325.
10.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32–50.
11. David Scott, Refashioning Futures: Criticism after Postcoloni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12. Hamid Dabashi, The Arab Spring: The End of 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2).
13. Abbas Beydoun, “Wujida ash-sha’b,” As-Safir newspaper, 13 February 2011.
14. Géraldine Bloch and Gabriel Bauret, Première biennale des photographes du monde arabe contemporain (Paris: Institut du Monde Arabe, 2015).
15. Jacques Derrida, “Economies of the Crisis,” in Negotiations: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 ed.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69–73.
16. Wendy Brown, Politics Out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21.
17. Berlant, Cruel Optimism, 4–5, 199.
18. Gerhard Richter, Afterness: Figures of Following in Modern Thought and Aesthe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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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月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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