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美華探討藝術與空間的關係,以及分享建構本地藝術教育的經驗。
今年,亞洲藝術文獻庫探索由藝術家主導的教學模式,檢視這些體制內外的藝術教育如何塑造各處的藝術史。艺鵠是位於灣仔富德樓的獨立書店,逾十年間,曾舉辦不少免費講座和工作坊、詩歌朗讀活動、攝影展覽,以及社區藝術項目。艺鵠同時管理富德樓的藝文空間,讓藝術家和文化人以低廉租金進駐。它由本港資深藝術工作者馮美華創立。她退休前曾任香港第一所藝術高中兆基創意書院的創意教育總監、署理校長以及副校監。馮美華與文獻庫的張嘉倫及馬碧筠對談。
張嘉倫:艺鵠如何成立?你在艺鵠的角色是什麼?
馮美華:一切由2002年或2003年開始,當時灣仔富德樓的大業主知道我有份參與油街藝術村,說她想將富德樓的單位改為藝術及文化用途。我們一開始有14個單位,後來商業租戶搬出,我們就遷入,現在我們已經有20個單位了。而艺鵠成立,是2008年左右的事。理念很簡單:年輕藝術家最迫切的問題,是沒有錢和空間,那麼將我們的單位以低廉價錢租予他們,就是最好的辦法。於是我邀請適合的藝術家進駐,租金方面就讓他們按能力支付。
起初我們將大部份單位改建為藝術家工作室,有些用作其他用途——例如文學雜誌《字花》的前身,以及樊婉貞的藝術雜誌《藝術地圖》,都是在富德樓起家——他們站穩住腳之後,就騰出位置給更有需要的新人。我們也曾經租單位給影意志電影會,他們需要一個用來開會、辦研討會、放映會,以及其他活動的地方。當時,租戶大多數都是搞創作的單位,而我們就培育這些不同的藝術形式。艺鵠從這樣開始,演變成今天的狀態。
張:艺鵠仍然有一個實驗藝術空間,不時邀請策展人辦活動,你也時常舉行藝術家駐場計劃。在香港,非商業性質的藝術空間有何重要性?富德樓現在的租戶又是什麼人或團體?
馮:那些已在主要藝術展打響名堂的藝術家就不會到這裏來了。不過我們以往的駐場藝術家,有些後來也成名了,例如馬琼珠,就是我們最早的駐場藝術家之一,那時她剛剛起步,需要一個畫畫的地方;還有楊嘉輝,他初來時才剛完成博士學位,想來這兒跟其他影像藝術家合作,擴闊自己的藝術視野。一開始我們的租戶都是一些年輕、嶄露頭角、還未建立基礎的藝術家;但是現在的生態已改變了。現在我們會羅致多些機構租戶,少些藝術家。這兒仍然有不少藝術家工作室,只不過沒有以前那麼多。
近年來我們希望吸納多些以獨立、另類社區教育為重心的機構。艺鵠漸漸由純藝術走向較廣闊的文化定位;現在富德樓內一半的單位都是推廣文化教育,或者影響社會政治生態的機構。我們希望這裡可以讓藝術與文化相輔相成,加強社區層面的教育,無論是什麼形式、什麼種類都有。
試想想社會上已經不在學的人,他們在哪裏接受藝術教育?藝術愛好者會自行去畫廊或藝術館看藝術品,這是其中一個做法,但是他們如何學習更多欣賞藝術的方式呢?推廣藝術鑒賞的理論基礎同樣重要。
張: 於2018年,富德樓舉辦了整天的研討會,題為「香港未來需要(怎樣的)民間教育與文藝?」。你心中有沒有答案呢?艺鵠如何營造一個有利的環境去迎合社會所需?
馮:舉例說,香港文學館是我們其中一個租戶,致力推廣本地文學,也培育公眾的文學鑒賞力。至於本土研究社,就研究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議題,例如土地政策——這對藝文發展非常重要。流動共學舉辦多元化活動,例如讀書會、研討會、甚至自製啤酒工作坊——概念是構想我們未來能否在糧食上自給自足,啤酒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些機構群策群力,推動具創意、前衛和多元化的教育,尤其是切合時代的知識,這是我們的大專教育所缺乏的,更遑論是中學教育。這在現今的政治環境中尤其重要,因為主流教育逐漸受箝制,學校往往因要遵守官方的設限而備受壓力。
我希望在富德樓培育多元各異的想法及團體。當然我們的焦點依然放在藝術和文化上,但我的意思是,無論在我們的城市中推廣什麼都好,不管是藝文、運動或科學,總之,有多元的聲音才能令城市有活力、創造力以及豐富多樣。越多元就越能滋養出不同的想法。當時代需要香港人去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我們就可以用多樣的聲音、意見、主張、理念去回應,以獨立批判的思維思考,而不輕易屈服於較為專制的政權試圖建立的規範劃一的社會秩序。
張:艺鵠曾經舉辦過一系列名為「藝術原子」的活動,免費為青少年提供藝術教育平台。艺鵠的連安洋說,這活動暫時停辦,但他希望有機會捲土重來。設計這個活動背後的動力是什麼?你認為香港年輕人如何受益於學習藝術呢?
馮:「藝術原子」由我構思,讓青少年暑假時參與。我們的對象不是有錢人的孩子,而是住在天水圍,或者學校不太注重藝術的那些學生。我們教授音樂和視覺藝術,計劃舉辦了兩年,可惜不算太成功。「原子」取其爆發性——理念就是很多小原子聚在城裡跳動,就會引發連鎖反應,令越來越多青少年接觸藝術。活動原意是以入門形式提起他們對藝術的興趣。
左腦主宰系統、邏輯;右腦就是你的想像力。藝術刺激你的大腦——例如,我叫你們畫一幅畫,大家畫出的都不盡相同。如果我叫你不斷畫,你就會發揮創意,嘗試不同方式,因為我沒有給你設限。一個孩子要無邊無際地自行探索,才能建立好基礎。沒有這個基礎,體制只會令他們越來越因循守紀。
孩子可以保持童真就最好,但問題是我們往往扼殺這些純真和創意。我們生來不受規矩管束,但是系統制度、常態及習慣要求孩子服從主流,然後變得十分理性。我們都知道藝術不應理性。因此政府及專制國家都非常害怕藝術和藝術家。當你進入體制,就算是藝術學校,它都會扼殺你的隨意及本性。你會學得越來越符合理論及規範。
張:你認為香港學生現時是否有更多接受藝術教育的機會,不論是艺鵠的免費活動,抑或是其他機構舉辦的活動?
馮:香港的傳統學校在藝術教育上仍然比較保守,不想投資太多金錢在藝術教育上。香港沒太多學校以視覺藝術科為一門科目。學生本應要有機會接觸另類藝術,而且應該從小開始。但是儘管香港如何聲稱需要創意產業及人才,很多中學仍然不會主動教授藝術課程,例如舉辦藝術活動、放映會等等課外活動,或者邀請藝術家到學校。所以進程非常緩慢。多數學校都不敢放資源在藝術上,始終學校都是理科或文科主導。藝術只是補充科。有時候一間學校只有一兩個學生修讀和應考視覺藝術科。
不過有些學校,譬如說英華書院,他們的藝術課程很出名,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好老師。教師以及學校是否夠主動創新、會否投放多些資源在藝術科上,這些都至為關鍵,仍然有改進空間。
張:艺鵠其中一系列活動叫「我要讀書」,邀請藝術家或文化工作者討論對他們啟發至深的書本,這個活動令我聯想起文獻庫的「流動圖書館」。「我要讀書」背後的靈感來自哪裏?你認為「另類閱讀」在當下可以為香港人及香港藝術家作出什麼貢獻?
馮:我本身是錄像創作人,然後成為一個影像藝術家。我經常不留情面地批評本土電影——外國的電影很有深度,因為他們的電影工作者會吸收藝術、讀文學——文學是所有藝術的基礎。如果你是電影人又熟悉文學,你的電影一定會拍得比不閱讀的人好看。
張:你做錄像創作的背景如何影響教學理念?
馮:我行實驗路線。我經常鼓勵同學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說沒有人說過的東西——譬如說,你去創作愛情故事、或討論社會問題的藝術作品時,可否換個不同的方式說故事呢?
我們可以借鑒韓裔美籍藝術家白南準的例子——他隨性又有創意,看見電視機,就想到用磁場及影像來做試驗。這就成為了他的影像藝術,而他又用不同東西例如合成器作實驗。於是科技進入了創意產業,例如特效等新技術,惠及其他藝術家,讓他們都可以應用。猶幸有白南準這樣勇於嘗試的藝術家——不嘗試,何來突破?藝術充滿力量,我們不能預料下一秒將會出現些什麼。
數碼與新媒體藝術對於鄰近亞洲國家,例如南韓、日本、新加坡、台灣來說,都不是新鮮事。如果我們希望本地藝術畢業生能夠與其競爭,就要認清我們如何大幅落後於人。我去過首爾,當地的大財團在藝術與科技上大灑金錢,他們邀請藝術家與科學家、數碼工程師合作,創造新的作品,然後這些作品又可以產生可觀盈利,投放在商業用途上。這樣的大型計劃,只能由大集團或政府發起,而這在我們的城市能否實現,就真的說不準。在香港,金錢和空間仍然是阻礙當代藝術發展出不同形式的兩大絆腳石。
但是對於我們教育工作者來說,亦不是無計可施的。近期兆基創意書院叫我回去作顧問,我立即提議設立一個多媒體實驗室。我希望這樣的一小步能夠為長遠的創意藝術教育發展引起回響。
張:你除了是影像藝術家外,也曾兼任本地大學及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教職。你可否多講一些關於你在兆基創意書院的角色呢?
馮:我有幸在正式及非正式兩方面的教育途徑都有所涉獵。我在兆基已超過十年,現在是顧問角色 。我參與了兆基的成立以及校本課程設計,也有在大學任教——這些都是政府資助的機構,當然是重要渠道。起初,我在藝術家及藝術行政人員的幫助下,設計校本課程,其實我主要不是任教職。當時我們希望兆基能夠回應香港發展創意產業的大趨勢,以及其他相關範疇,例如設計、媒體、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等等。
兆基是很好的雛形,因為它是香港第一所專門提供藝術教育的中學,以藝術教育為正式校本課程。我們有很大自由度設計這些創新的課程,以及招聘本地藝術家擔任導師。在設計課程時,我們希望回應這個問題:對於15至18歲的年輕人來說,除了現有的傳統科目,例如視覺藝術科以及設計與科技科,他們還需要什麼主流課程之外的新形式藝術教育呢?
但是純粹在課程設計上創新大膽亦不足夠。就算有了新式藝術教育,我們仍然缺乏讓創意產業持續發展的措施。譬如我遇到的年輕藝術家,他們很難找工作,更遑論一份足以支持他們全情投入藝術創作的工作。如果他們成為全職藝術家,可否純粹依賴畫廊幫他們銷售藝術品的報酬呢?如果他們想作出突破,譬如說製作一些可以在大型藝術展、國際藝術節及商業市場引人注目的大型藝術作品,或者試驗前所未見的科技藝術,他們就需要面對空間這個非常實際的問題。
張:「空間」這個議題在我們的討論中不斷浮現,不論是艺鵠嘗試在這方面填補不足,還是藝術系學生畢業後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這方面。在香港,藝術發展與土地政策密不可分。很多藝術家都要遷徙到工業大廈才找到可負擔的工作空間。你認為地產霸權與藝術發展有什麼關係呢?
馮:藝術一定要有充足的空間才能夠發展。以往香港都沒有人談及藝術空間或藝術村這回事。火炭是當中最早成形的藝術村之一,因為當時一些在附近就讀的中文大學藝術系學生覺得學校的工作室不夠用,就搬到火炭的工作間去。自此人們才漸漸意識到空間對於培養創意是非常重要的。
自2002年起,政府着重發展創意及文化產業,希望將香港變成一個「創意都會」。我們的藝術教育機構也隨即開設新課程,好像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現在香港的藝術學校每年都出產很多畢業生:浸會大學有差不多90人,中文大學有大約20人,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學院有20至30人左右,還有其他院校,例如教育大學的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近年,我們亦多了很多藝術文化區,好像是西九文化區。除了政府或藝術發展局外,私人地產發展商也加入了投資藝術及文化的競賽,好像新世界發展的K11藝術基金會。現在有了巴塞爾藝術藝術展這樣的大型藝術節,本地藝壇從未如此蓬勃。
因此,現在藝術空間都充滿了藝術家和團體。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和富德樓已經爆滿,而其他工廠大廈好像葵興的華達工業中心、或者在葵涌、南區、觀塘、火炭等的工廈,說得出的地方都有藝術家進駐。暫時來說,工廠大廈仍然是負擔得來的,雖然現在每處租金都不斷攀升。不過無論如何,藝術空間越來越多,藝術課程也隨之湧現,都衍生更多藝術家,對空間的需求就更大,像是雪球效應一樣。
張:我很好奇,你的年代還未有這些藝術教育基礎建設,但仍然有很多藝術家冒起。什麼令你決定學習及教授藝術?
馮:我屬於50至60年代的那一輩,每一個年代都誕生自己的藝術家。如果你問我為什麼投身藝術,我家境貧窮,沒有機會到海外讀書。我就自己去看電影,而我亦有一個很好的中學藝術老師。雖然我最後沒有選修藝術科,但是我受他影響很深,他的教學方式十分特別。有時候我只想到藝術室去跟他談天,有時候我會幫他辦些學校的藝術活動。他啟發了我對藝術的興趣——我相信每一個年代都是如此。
在60、70及80年代,人們有很強使命感——你會覺得有責任促進藝術發展,因為實在太少藝術家在做這樣的事了。我們開始在藝術中心、大會堂辦活動,或者創辦機構,例如火鳥電影會。在90及2000年代就有越來越多有關藝術的活動了;以大環境來看,事情是有進步的,尤其是在數字上。很多東西都越來越好。
張:以往十年,香港頓成藝術樞紐,但側重主流或商業範疇。我自己的藝文教育,大多來自香港大學的通識教育,近年他們的活動與艺鵠的活動有相同之處,都提倡香港可以有很多另類的生活模式及藝術形式,不限於眼前的那些。你認為香港的藝術發展在未來幾年會怎樣改變?於此刻,你認為香港的藝術教育距離踏上正軌,還缺什麼?
馮:在香港是比較樂觀的,因為現在有很多藝術家。事業上其中一條可行的道路就是在中學教藝術,然後用賺到的錢投放到自己的藝術實踐中。藝術市場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越來越多藝術展覽以及畫廊,委約藝術家做創作。
有人說紐約藝術圈已經不復當年了,但無論如何,在幾十年前,他們已經立法規管及保育藝術家的工作室(artists' lofts),令藝術家能夠將金錢投資在藝術上,而非租金。當然我們還差很遠。很多本地藝術家仍然要合租工廠單位,因為沒有一個像樣的工作間,或者需要打散工去交租,等待機會。
那又兜兜轉轉回到我們一開始所講的問題。空間依然非常不足,尤其在香港,人們都塞在狹小的住宅內。如果要在家中開闢一個小角落充當臨時工作間,那是不可能的,因為不能擺放大型藝術作品,或者進行創新的藝術實驗。另類及多媒體藝術都有很強的協作元素,需要地方培養合適的化學作用,要有跨界別的藝術家一起腦震盪去想出新的主意和點子,還要地方擺放器材,以及測試及實現想法。
多年前,藝術家洪強來找我,說需要地方測試新買的昂貴器材,用來製作數碼及新媒體藝術。我讓他在這裏逗留兩年,他的確產生出新的東西。他很感激,說沒有這個空間,他就不能測試新科技,例如電腦、特別螢幕等等。
要有好的藝術,必須有空間——亦指抽象意義上的空間。即是說,政府要投放資源和提供支援,構建有利藝術發展的環境,包括器材、硬件和實體空間。人們亦要有更大自由度,表達所想,而不需懼於受審查,整個藝術環境才會越發蓬勃,藝術家才得以繼續做他們想做的事,不怕無法維持生計。
為了行文清晰,以上對談經過編輯及剪裁。
馮美華自1986年開始從事錄像藝術創作。她把錄像推展至裝置及劇場創作,亦關注視覺和表演藝術的發展。馮氏現為藝文機構艺鵠的主席,從事獨立錄像創作、藝術行政、教育及策劃等工作,並擔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評審員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顧問。她同時是香港兆基創意書院的藝術學習顧問。
由馬碧筠翻譯自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