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

香港——追尋身分的策展之旅

何慶基記述他由尋找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到努力消弭這觀念的轉變。

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1998年的《Art Journal》,也收錄於何慶基的新書《不離地藝評》(手民出版社,2020年)中,在此獲授權轉載,以配合文獻庫的公開講座活動。講座環繞本港的藝術評論,以及何慶基作為藝評人和策展人的角色,在過去數十載如何形塑造本地的文化景觀。

 

Image: Book cover of <i>Art Criticism for the People</i>. Courtesy of Typesetter Publishing.
圖片:《不離地藝評》封面。由手民出版社提供。

 

究竟是世界趨向全球化,還是某些本身不受西方影響的地區也日益西化了?或許議題跟全球化或本土身份無關,而是關乎財雄勢大的集團坐擁政經力量的支持,發展出更強勢的文化主導地位。對香港而言,威脅不是來自西方,而是中國。自90年代初將近回歸之際,人們越發熱衷討論香港的文化身份問題。由於缺乏安全感,我們誇大自身的獨特性,也奮力鞏固甚至捏造出一種獨特的文化身份;對於某些人來說,所謂的文化身份根本不存在。策展人作為文化的傳達者,在這些交流當中,正可發揮形塑討論的作用。

1843年,英國執行《南京條約》接管香港,盼望在此建立與中國貿易的港口。香港成為東西方之間的橋樑,除了作為兩種文化間的方便之門外,本身並不存在所謂的身分。至20世紀上半葉,香港擔當起另一角色:受到自然災害、經濟危機及政治動盪的影響,很多內地人被迫移居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香港於是成為難民中心,接收了許多與這個城市沒有真正投入的難民。他們努力工作,是為了盡可能多賺金錢,以便移居別處,或者待局勢改善後返回中國。香港只是一個中轉車站,造就短暫的浪漫而沒有長久的婚姻。

共產黨於1949年掌管中國後,引發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到50年代初,由於共產政權顯然將會繼續統治中國大陸,難民別無選擇,只能安身於香港,儘管他們無論心理上或文化上均心繫中國。同樣在50年代,難民在新家安頓下來以後,香港出現第一波嬰兒潮,產生了第一代真正的「香港」人。這一代人在英國殖民地長大,與中國無直接聯繫,共產主義中國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概念。

殖民地政府固然無意培養人們對中國或香港的身份認同;殖民地政權不需要具有強烈本土身份意識的殖民。相反,政府鼓勵人民生活在這個模棱兩可的文化狀態當中。1984年英國同意於1997年把香港歸還中國,成為其特別行政區。大多數香港人,特別是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對於回歸抱有懷疑;人們普遍認為祖國落後而且壓制人民,並充分意識到中港之間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拒絕授予香港居民居英權,這表明香港人不是英國人。香港仍然是個不中不英、不中不西、文化混雜的政治個體。

 


殖民地政權不需要具有強烈本土身份意識的殖民。


 

自1989年的北京民主運動起,香港人日益感到焦慮。一方面,當年的六四百萬人遊行令很多人對自己與中國的情感聯繫感到詫異。另一方面,他們懼怕香港快要回歸這個對人民如斯殘暴的國家。由於很多香港人都是逃避共產中國的難民,或者是難民的後代,六四軍事鎮壓只加深他們的恐懼。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將會在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壓倒香港。許多人移居國外;對於那些不能離開或不想離開的人,建立一些可以依賴的東西——譬如是一種自我身份——的需求更為迫切。對於一個在文化上的存在如此含糊的城市來說,在1997年7月1日的限期前建立起這種身份,顯然存在迫切的渴望。

與此同時,香港藝術中心(一個不受政府資助的獨立藝術機構)就透過審視香港的視覺文化,識別和界定香港的文化身份。我當時是中心的展覽總監,於1991年籌劃了「香港文化系列」展覽,試圖質疑「香港在60年代之前沒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此流行觀點。在這英殖的彈丸之地,一間藝術機構首次認真地對待香港的文化身份。事實上,無論是在香港還是中國,有關身份概念的研究都很少,甚至乎當時我們要把這概念翻譯為中文都有困難。

「香港文化系列」一直持續到1997年,每年辦兩次展覽,探討香港從20世紀初起的藝術和文化,這段時期很少受到深入關注。展覽探討一系列主題,由香港漫畫歷史到 60年代的香港藝術都有涵蓋。系列頗為成功,可能因為展覽登場之際,許多香港人擔心會被中國吞噬淹沒。時至1995年,這些人表達明確訊息:「沒錯,我們是中國人,但與來自中國的中國人截然不同。」

 

Image: Gretchen So, <i>Untitled (Tai Kok Tsui)</i>, 1997. Courtesy the artist.
圖片:蘇秀儀,《無題》(大角咀),1997年。由藝術家提供。 攝影作品集關於回歸那年的香港,蘇寫道:「照片著重這個城市的文化,描繪出香港變化的感覺。[攝影作品集]是城市的肖像,而非個別居民的縮影。」

 

但是,在此過程中,我們忽略了香港其他族裔——印度人、歐亞人、菲律賓人和其他種族的人,當中許多人世世代代在香港生活。在試圖鞏固一個有別於中國的文化身份的同時,我們簡化了香港的複雜多樣。一旦意識到採用狹窄的文化身份所帶來的潛在危險,我們便應予以糾正。在1995年的展覽《強勢以外》中,我們邀請了來自不同亞洲國家,例如印度、泰國和菲律賓等地的藝術工作者,與本地少數族裔社群合作,並且在這些相遇中尋找創作靈感。我們原本打算邀請來自不同種族的香港藝術工作者,但是要找到他們非常困難,大概是因為在本地的藝術環境中,幾乎沒有支援少數族裔藝術工作者的基礎架構,讓他們發展和成長。不幸的是,與那些秉承中國傳統的藝術工作者的作品相比,公眾對於《強勢以外》這個展覽的反應很差。

同時,隨着香港回歸中國,北京及本地親中人士積極發起許多愛國運動。董建華就任特區行政長官後,新政府意欲發起培養公眾認同祖國的大型再教育運動,意圖昭然若揭。1996年正值所謂「忽然愛國」旋風,我們策劃了展覽《我地嘅中國(香港版)》。展覽展出了30多位以中國元素聞名的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希望展示香港藝術家如何界定中國。在他們眼中,中國有很多張面孔。中國可以是宋元的山巒霧色、陰陽符號和幽竹,或者是30年代的上海。但是很少藝術家與之連繫到當前的共產主義中國。在政治過渡時期,許多人,特別是政客,均表現出對中國的熱愛。但是他們所指的是怎樣的中國呢?似乎很多人都是根據自己的需求,捏造出心中所想的中國。譬如說,在90年代的香港,許多有錢人開始對30年代上海國際化、高雅的形象感興趣。這些人雖然渴望再做中國人,但始終很難對當代中國產生歸屬感,因為當代中國與他們的精緻世界和品味相去甚遠。展覽試圖揭示這種民族主義熱情的含混性質,並且詰問:除了規模大小之外,民族主義與區域主義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當我們越深入研究香港的文化,就越會發現討論香港獨特文化身份所存在的問題。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她具備適應和運用各種文化的能力。這個城市建立在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受到地理和歷史因素(她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和難民中心)之間的聯繫所造成。正是這種無所不包和融會貫通,而非執着於自身的獨特性,所產生出的創作力和想像力,才是香港文化身份的要素。例如,在香港電影中,主角不時都是重情重義(就如武俠小說中所見),也是個孤獨局外人(猶如法國的黑色電影),又具備超乎想像的戰鬥技巧(又似日本漫畫),而故事往往以刺激奪目的方式呈現(如荷里活電影一般)。

 


當我們越深入研究香港的文化,就越會發現討論香港獨特文化身份所存在的問題。


 

我作為策展人,由尋找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到努力消弭這觀念,經歷重大的逆轉。然而,自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政權以來,關於香港文化身份的討論明顯越趨兩極化。一方面,中國共產政權政府及高官努力號召人民愛國;另一方面,香港的本土意識從未如此強烈。作為一個難民城市,香港曾經以同情心和善意對待中國難民。現在,隨着人們意識到移民對於香港獨有的存在構成威脅,越來越多人對內地移民感到不滿,視之為不受歡迎的入侵者,侵犯我們的土地和文化。過去百年間,香港從未像現在這般思想狹隘。

香港的獨特之處在於其多元化。多元化不一定意味著全球化或西化,而是指意識到自身文化中的多層多面。在某些歷史時刻,文化身分認同尤其重要,譬如當一個民族(或個人)需要加強或保護自己的身分不被淹沒的時候。但是,至少觀乎香港的情況而言,痴迷於界定一單一而特定的文化,可以甚具破壞力。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她有能力容納、吸收、採用、運用和轉化任何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和豐富生活的東西。香港是貿易港和難民中心,她的無根文化造就出的開放、包容,對於香港的存在至為重要。當有一天,香港人不再惶恐被淹沒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開始更有力地欣賞自身文化中的多樣性。

 

 

何慶基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主要研究文化管理的實踐及其批判反思,特別是視覺藝術、博物館管理及展覽策劃等領域。他曾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香港政府民政事務局高級研究主任、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館長及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何氏曾於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館及紐約現代藝術館接受策展訓練,從事策展工作近三十年,曾於香港、亞洲、歐洲及北美策劃多個展覽。

 

由馬碧筠翻譯自英文原文。 

版本

作者

HO Hingkay Oscar, 何慶基

主題
文章
日期
2020年9月1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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