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E A FEVER

我需要

此札記為《後記》導言,系列探討翻譯的政治,內容包括來自文獻庫館藏及以外的文本翻譯、譯者訪談等。

 

不管我多麼努力把譯者的工作浪漫化,我不得不承認在聖誕節當天,我終究還是窩在家研究兩個意指「masturbation(自慰)」的中文譯詞。我沖好充當精神食糧的咖啡,(線上)字典準備就緒,播放著Lofi Girl的背景音樂——只為了說服自己,翻譯也可以很酷。但隨著我研究自慰的不同方法和兩個譯詞的詞源,時間飛逝,讀著讀著半小時快將過去,而我還沒有決定用哪個譯詞。一切也只是為了翻譯一個詞語。

當時我正在翻譯色情漫畫家Robert Crumb的紀錄片字幕,期間我不斷以不同問題轟炸身邊所有人,例如:「屁股」和「蘿柚」有什麼不同、「櫻桃」和「車厘子」哪個聽起來更有色情意味等。這無可否認是個難忘的經歷,一方面是因為我耗盡整個聖誕假期翻譯那五萬字的字幕稿(日文譯者Sam Bett曾說過,翻譯是最緩慢的閱讀方式;於我而言,這不過是在粉飾如饑似渴地閱讀原文,再不顧品質的把文本翻譯成目標語言— —這當然感覺很漫長,但死線永遠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從不需要運用(更不用說要解釋)幾乎所有在1970年代美國流行的性愛俚語。這也是我對翻譯又愛又恨的原因— —沒錯,翻譯需要花很多時間,而大多數人認為任何機器或AI工具均可進行翻譯。不過,像我這樣一個來自當今香港的人,如果不是翻譯,還有什麼機會能與1970年代的美國性文化扯上關係?

 

Image: Screenshot of the documentary script I had to translate.
圖片:我曾翻譯的紀錄片字幕稿截圖。

 

作為一個在所謂「兩文三語」教育政策下成長的人,我經常感到被語言淹沒,肩上負著翻譯的重擔,彷如我的存在被我所說和所寫的一切定義;隨著我在語言之間來回擺盪,我的存在除了代表抗爭之外,什麼也不是。我相信在某層面上,這確實無誤,而我也很佩服一些譯者將翻譯視為反抗壓迫及重奪話語權的行為。但坦白說,推動我翻譯的直接原因從來不是這些,翻譯的動機總是為了謀生;如果我不這樣說,顯然是在說謊,因為能讓作家維持生計的方法不多。撇開財務不談,有時我會在翻譯中找到樂趣,因為它為我建立一個空間,讓我隱身於自己的語言之中,同時在字裡行間受到認可。無論我瀏覽器上的搜尋紀錄有多麼怪異(例如:「粟米粉」、「碰腳調情」、「臭狐」,以及更多我不想在這裡公開的內容),我總能搬出一切是為了「純學術研究」的藉口。內向的我不想引起別人注意,在面紗後寫作——你可以幻想我就是《阿森一族》的荷馬,消失於樹叢之中。

翻譯是只寫不作:寫下一些我深知單憑自己無法創作、卻只有此時此地的我能夠翻譯的文字,因為我對原文的詮釋永遠和你不同。不過,關於翻譯,我最喜歡的部份是它必然失敗。不論你與作者多麼緊密地合作,文字中總有一些細微之處是無法以另一種語言捕捉的。沒有什麼能徹徹底底的被翻譯,重點是你的翻譯有多麼接近文本的核心,即便那可能只是幻象。翻譯是一種嘗試,看看不同現實如何能夠(或更常見地不能夠)以你的語言表現出來。有時我確信自己已清楚理解一篇文章,但直到我開始用自己的話把它重述,我才意識到,我實際上不完全了解那篇文章。嘗試闡明或拆解文本是一種樂趣,就像解開謎題或玩數獨遊戲一樣,所有答案早已埋藏在原文之中——你只需要提出合適的問題。

重點在於「你」,亦即譯者,作為具主見的意義生產者。我並不是說翻譯是一種無私的慈善行為,而是我們不僅要為其他人(想像的讀者)翻譯,而是為我們自己翻譯。這也並非指為作者或讀者服務是可恥的。相反,在這個翻譯更常被視為「副業」或「附加品」的時代(有時候機構會尋求我的翻譯「服務」,只因他們有額外預算「讓更多觀眾看到他們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要思考譯者如何維生。例如,雖然你可以通過翻譯獲得報酬,但更常見是無償的翻譯工作。文學翻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你不僅不一定會獲得報酬,而且通常需提交翻譯選段和計劃書,甚至翻譯整個文本,才得以被考慮出版。因此我常接下一些我完全不感興趣的翻譯工作(例如公司通訊、宣傳短片的字幕等),讓我在財政上有足夠能力,得以翻譯我喜歡並渴望置身其中的作品。

 

Image: Screenshot from the Netflix series <i>Wednesday</i>.
圖片:Netflix劇集《星期三》截圖。

 

《後記》中將聚焦與香港歷史息息相關的文本,例如是我大學時經常讀到的文章,或是我欽佩的學者和作家曾引用的文獻——這些文本雖未曾被翻譯,但學界一直有呼聲要把它們翻譯作研究用;其他則來自我在文獻庫圖書館偶然遇到的書本——那些句子早已銘刻在我的腦海中,每次重新閱讀時總會有另一番體會。

但正如我早前提到,這個系列既關於文本本身,也關於翻譯的政治。政治非指在危急關頭進行翻譯。語言必然具政治性,而要把語言與其帝國和新殖民歷史區分開來,更是不可能的事。雖然重要的是不要假設翻譯能替代實際行動,但我確信每個選字、每一次決定要翻譯、或是拒絕去翻譯、每一刻對貼近或遠離原文的考量,背後都是一場賭注。譬如說,我為何在這裏選擇直譯,而在那裏音譯?我有足夠知識和經驗去明白作品的細節,並鄭重地翻譯嗎?我的翻譯會如何影響作品中所描述的社群和文化?這些只是我作為譯者和你作為讀者要考慮的問題的冰山一角。透過《後記》,我邀請你就我的選擇提出質疑,並審視我譯作中的權力動態(power dynamics)。這樣一來,翻譯成為延續文本生命的方式之一,在最初出版形式以外擴展文本的影響,讓文獻不只是在圖書館書架上原封不動——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樣,珍視這些文本。

這樣看起來可能有點牽強;畢竟,文本從未要求被翻譯。但就此而言,用最老套的比喻來說,這難道不就是愛嗎?譯者從中得到什麼並不重要,猶如在大多數單戀關係之中,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的愛不會得到回報。但當我讀到一些深深認同的文字時,我感到痛苦,因我永遠無法像作者那樣寫作或體驗世界。我相信正是這種將自己投入到所欣賞的作品之中的慾望,驅使許多作家翻譯一些如巴特所說,「很美的,但我缺乏,而需要的」文字。

版本

作者

Koel CHU, 朱嘉喬

主題
札記
日期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標籤
翻譯 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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