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健反思廣東藝術以及在表述上所面對的挑戰。

《我往南》由文獻庫《藝文》和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旗下跨學科藝文平台《Open Space》聯合出版，為《Open Space》第十一期雜誌《We the People》的一部分。

 

 

我唯一一次到加州灣區，是在2011年。此行的工作，是到加大柏克萊分校放映亞洲藝術文獻庫製作之紀錄片《薩特和鄧麗君》。此片在2007-2010年間製作，講述1980年代當代藝術在廣東地區之源起，及廣東之特殊性（如遠離國家政治及文化中心，和通過香港能比內地更早接觸到流行文化及消費品）如何影響此地的藝術家。

放映活動後，我有一天空閒，準備遊覽三藩市。當日我一早出門，到市中心閒逛——徒步閒逛是遊覽一個陌生城市的最好辦法。當時的行走路線，我早已忘掉，但是記憶猶新的是，我就這樣走著走著走到了唐人街。我本無計劃來唐人街，但正因為是不期而遇，那一刻的感覺才特別奇異 -- 明明在半個地球之外，卻一下子回家了，只是這不是現在的家，而是童年的家，甚至是我想像中的父母親記憶中的家。這種感覺我曾有過：十五歲那年，我第一次去廣州，當時廣州給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回到過去，回到童年時的香港。

我走進三藩市唐人街時已是中午。我選了一家外表最樸素的小飯店，一位中年女士用可愛的台山口音粵語招呼我（為什麼她一下子就認出我是廣東人？）我點一份一豉汁蒸排骨飯。女士說：「三蚊。」

現在我寫下這段記憶，大概有點不可思議。三蚊！不可能這麼便宜！但不會錯的是那是我在美國境內吃過最便宜的一頓飯，還很好吃！我第一次去紐約的第一頓飯，是在路邊小店買的一個三文治，九塊九毛。那面包味如稿紙。

吃著這碗排骨飯，看著店內裝潢，聽聽店內人閒聊，心裡想著，這難道不是廣東嗎？這些廣東人，移民到地球的另一邊，卻重建起家鄉的生活——語言、食物、習俗、倫理，幾乎一切依舊。十九世紀末以來，大量華人移居海外，其中廣東人佔一大部分，因此今天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都能輕易找到粵菜餐廳、聽到粵語。

 

 

從某個角度看，一個新移民不去學會當地語言，不入鄉隨俗，豈不可惜？從另一角度看，哪怕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些人卻仍然可以保存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甚至還能過得相當富裕，這何嘗又不是令人敬佩的堅韌的生命力？

這些移民在外國的生活方式讓我想到當下藝術界所面對的困境：不論有否移居外地，今天的藝術家皆面對一個全球化的藝術世界，都要在「尋找自己的藝術語言」及「順應全球化」兩個選項之間掙扎，也很難說哪一個途徑更好。

在1989年初，廣東人楊詰蒼獲邀赴法參加《大地魔術師》展覽。在1990年代初，楊定居巴黎。在一次展覽上，楊遇到了趙無極。當時，住在巴黎的抽象畫家趙無極，可算是西方最成功的華人藝術家。趙給予楊這位新移民及晚輩藝術家兩則忠告：一，學好法語；二，不要跟中國人來往。這的確是他在巴黎藝術圈獲得成功的寶貴經驗。可是，楊是一個不同的人。他的思考擅長於擺脫人們認為的「正確」。他沒有學好法語，也經常和中國人在一起。畢竟，已證明過能走向成功的路，再走一次還有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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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三藩市那一天。

下午，我去拜訪侯瀚如，當時他在三藩市藝術學院任美術館館長，主持展覽及美術館研究之課程。侯生於廣州、長於廣州，在北京讀大學，1990年代初移居巴黎，成為活躍的獨立策展人。在策展工作中，他最關注的主題包括全球化、移民、民族主義及其解構、建築、城市發展，以及另類文化。我敬佩侯對藝術的真正的尊重和熱愛。他重視生活中的愉悅和難題，非常欣賞街頭智慧。他製作的展覽現場往往能再現真實世界中混亂和秩序的拉扯角力。《移動中的城市》（1997–99）、第四屆光州雙年展（2002），以及第十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2007）等策展項目都是他的代表作。

 

 

在200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中，侯瀚如負責策劃其中一個子展覽，題為《緊急地帶》，邀請了一幫藝術家來組織一個迷你展覽，即《廣東快車》（Canton Express）。「Canton Express」這個名字取自侯喜歡的一家格拉斯哥廣東快餐店。在西方機構大多仍以國家為單位籌辦展覽的大環境下，《廣東快車》以地區為主題此舉顯得極具開創性。有趣的是，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本打算首次承辦中國館展覽，後來因為國內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取消計劃；這樣一來，《廣東快車》竟成了當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中國代表」。²

但當然，《廣東快車》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廣東，只代表參與它的這些人。這些人當中，有些生在廣東，有些不是；有些講粵語，有些不講；有些正住在廣東，有些已經離開。所以說，這是一個想像出來的社羣，不旨在代表某種身份。那麼，是什麼讓他們能以「廣東」的名義走在一起？是他們作品中某些共通之處嗎？

陳劭雄的作品是一個特效影片，片中的高樓大廈可以變型，以躲避恐佈襲擊。另一邊廂，段建宇帶去了一百隻體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玻璃鋼製雞，「散養」於展場各處，指涉廣東「走地雞」，作品名為《藝術雞》。而鄭國谷的作品則是展場裡一間改造成陽江（他老家）製廚具陳列室的細小房間，牆上印著籌備這次展覽期間不同人員之間溝通的片段。

 

 

展覽的主體建築也是由鄭國谷設計，其形狀奇特，顏色明亮。如果硬要說它像些什麼，那只能說有點像一道過街天橋，而橋底便是展覽的主要空間。這個展覽雖小，噪音卻不少，主要來自楊詰蒼的作品《會叫的風景》：五幅工筆三聯，畫幅大（每幅3乘5米），卻畫得細緻入微，內容分別是倫敦的國會大廈、一家煉油廠、長江三峽大壩、拉斯維加斯和飛機撞毀的五角大樓。《藍色多瑙河》在一旁悠悠傳來，不時被驚恐的叫喊聲打斷。

 

 

這些作品之間有共通之處嗎？它們跟1980年代的廣東藝術有沒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今天的廣東藝術又有沒有承繼到它們的任何特質？作為研究者，我總是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但既然這些藝術家從沒希望建立一種地域身份，那麼這個問題也就不甚重要。

只是，作為一名廣東人兼研究員，我看廣東人的藝術中的某些偉大，的確與此地之文化及地理息息相關。廣東藝術中常見的奇詭念頭，大概孕育自對此地有悠久影響的道和禪；自古以來在政治及文化上的邊陲地位，造就了人們對自由的珍視；亞熱帶氣候和豐饒資源，有助建立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及樂觀精神。無論是待在家鄉還是跑到天涯海角，大部分廣東人都抱持著對自身文化的驕傲，而這種驕傲即使在最市井最日常的生活中也能得到體現。

 

 

這些品質，在我一點都不客觀地看來，是我們存活於世上面對種種難題時所必須具備的。理解藝術時，分析語境固然重要，但也總需要找到某種超越時空的普世性。我曾試圖將廣東藝術中的這個價值，歸納為一種「獨立精神」，但這種表述顯然並不能將廣東藝術明朗化。到頭來，還是陳侗——一位廣東藝術家 – 他的一句話把這種價值講得最清楚：「你指東，我不往西，我往南。」

  

翁子健為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致力於大中華區研究。

註

^{1. 「廣東」是廣東省省會廣州的舊稱。}

^{2. 1993年，同樣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舉辦的《東方之旅》展對「當代中國藝術」典範（Canon）在西方的形成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