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於香港舉行的展覽，就回歸、身份認同和當代藝術有何見解

2017年5月2日，亞洲藝術文獻庫舉辦一個內部講座，探討兩個關於香港回歸的展覽，包括《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 ── 盧亭考古新發現》（1998）及《十年回歸前後話》（2007）。已故藝術家夏碧泉（1925–2009）記錄和收藏了兩個展覽的資料。

去年，文獻庫將夏氏的藏品從土瓜環搬往火炭，並策劃成一個為期三年的項目，由研究員進行整理，該項目更獲得香港賽馬會的資助。

在講座上，研究員黃湲婷連同館藏助理李嘉傑及助理研究員陳建濃解讀夏氏收藏的資料和文獻庫館藏。

以下文本輯錄講座的部分內容。為閱讀過程更加順暢，講稿騰本經編輯及刪減。

黃湲婷發表序言

今年（2017年）是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至中國的20周年。適逢這歷史時刻即將來臨，我們決定探索夏碧泉藏品，以了解他有否記錄和收藏與1997及2007年回歸10周年相關的資料。如有的話，到底是哪方面的資料？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麼？今天我們回顧這些文獻紀錄，透過藝術或相關紀錄重新體會和檢視一個歷史時刻，究竟有何意義？

我們的另一研究焦點，是探問如果要更透徹地了解一個展覽及其身處的歷史時刻，我們應該翻閱什麼資料。李嘉傑和陳建濃將於稍後各自匯報研究案例，以闡明在翻閱不同資料的過程中，往往將我們的焦點，由夏碧泉藏品引導至文獻庫的其他館藏。

雖然是次講座只從香港的角度出發，集中探討主權回歸，但中國角度在這課題上亦是關鍵。中國藝術家有沒有以作品回應香港回歸？縱使並不普遍，但答案是肯定的。駐廣東藝術家林一林就曾於1996至1997年間，以回歸為題在香港進行多次行為藝術¹；由侯瀚如策劃的《香港，諸如此類》，則參與了由Okwui Enwezor擔任藝術總監的1997年約翰奈斯堡雙年展《Trade Routes: History and Geography》。

是次就夏氏藏品及回歸展開的研究，啟發我們更深入地探究藝術實踐、展覽和展覽所在地之間的關係。同時，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亦亟欲了解其他地方對香港回歸有何看法，以及我們可如何利用回歸經驗，設想其他割裂和再統一的案例。

但今天的講座只集中從兩個事例討論香港：李嘉傑將首先發表一個1998年的展覽；接著再由 陳建濃探討一個2007年舉辦的展覽。

^{1. 林一林，〈防鯊網〉，1997年，行為藝術，30分鐘； 林一林，〈驅動器〉，1996年，行為藝術，四天，磚塊及亞加力膠片。}

李嘉傑論《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 ── 盧亭考古新發現》

我在這環節討論的展覽名為《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 ── 盧亭考古新發現》，由何慶基策展，1998年於香港藝術中心展出。我們從夏碧泉藏品中找到這本記錄是次展覽的相冊。

研究初期，我並不知道為什麼夏氏檔案的研究員和使用者，對這本展覽剪貼簿特別感興趣；但當我仔細翻閱後，它的重要性變得一清二楚。雖然《盧亭》於1998年展出，但它緊扣著香港回歸這命題，因此可解讀為回應那段巨變時期的展覽。

除夏氏的紀錄，我們在文獻庫藏品中找到的展覽目錄亦為我如何解讀該展覽提供有用的線索。我亦翻閱了何慶基撰寫的專題論文和參考書籍，詳細載述了《盧亭》展覽的前因後果。事實上，如要進一步了解《盧亭》展覽，我們必需檢視1997年於香港藝術中心展出的《九七博物館：歷史‧社群‧個人》。這個展覽同樣由何慶基策劃，他於1988 至2001年出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2000至2001年為策展總監）。

《九七博物館》展覽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香港人的始祖盧亭，據說是魚人。我稍後會再作補充。總而言之，三部分的展覽旨在梳理歷史的多樣性，對歷史如何被敘述和創造，以及誰人有權敘述和選輯香港歷史提出質疑。

第二部分的展覽關於社群的概念。策展人邀請中學生、藝術家、立法會議員等不同背景人士，為展覽提供資料和作品。參與者獲邀提供他們認為可呈現或敘述香港未來50年（至2048年）歷史的物料，以抗衡政府修繕的官方歷史。

這是參與展覽的年輕人名單，這些是他們提交的作品。這些名單列出參與項目名下社區環節的藝術家。這是我們在文獻庫位於上環的特別館藏室找到的資料，全部由公眾提供。起初我不知道它們是什麼，直至我查閱展覽目錄，才知道它們是公眾提供的展品。部分刊載於目錄和場刊的展品由時任立法局議員提供。也許他們認為這些物品能令他們記住當時香港的進程和地位，好讓他們回顧歷史。

《九七博物館》展覽第三部分關於個人歷史在香港歷史中的地位。香港在當時仍是英國的殖民地，無權無勢的普羅大眾被摒除於香港前途的談判桌外，無緣就香港回歸的條件討價還價。何慶基邀請五組藝術家訪問普羅大眾。其中，馮美華和施遠訪問了一位居於深水埗的年邁女鞋匠。她們將訪問對話完整記錄下來，並嘗試推演出公眾對回歸的反應。

當時的香港人普遍覺得回歸是不由自主的既定事實。這解釋了為何回顧過去或建構另類歷史對我們如斯重要，因為我們被摒除於官方歷史以外，在當時亦無力扭轉乾坤。

現在，讓我回頭再討論《九七博物館》的第一部分。它是盧亭故事的由來。何慶基邀請兩位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合力杜撰一個為香港人追源溯本的神話傳說，講述港人身份如何早於10世紀已奠定。第一位獲邀的是梁文道，是駐北京的作家和評論家；另一位是董啟章，是香港著名作家。二人均是香港文學界的中流砥柱。

二人在合撰的神話中，引入「真實」的中國歷史和香港蜑家人的歷史，構成非常有趣的組合。根據這些歷史，二人創造出新的元素，可供發展成新的故事 ── 一個魚人遂於二人筆下成為了香港人的始祖。

我在翻閱展覽目錄時發現一個由作家董啟章述說的理論。談及香港歷史時，我們從小學開始學到的香港歷史就如他探討的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的歷史概念。對董啟章來說，這是偽冒的歷史軌跡。他特別有興趣詰問的，是誰人提出並反覆傳頌香港由小漁村變成今天的國際都會。

他認為此說受三股勢力左右：殖民者、本土派和愛國人士。我覺得奇怪的是我們熱衷於討論誰人書寫這段歷史或故事，反倒忘了質疑現有的描述。董啟章的理論也許不是十分細緻，但並非無可爭議。我被他的假設和意念深深吸引，決定在翻閱歷史和夏碧泉藏品時與之對照。

在《九七博物館》展覽中首度曝光的盧亭，於1998年發展成一個全新的展覽：《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 - 盧亭考古新發現》。展覽的中文名稱顯示展品將包括有關盧亭的考古新發現。現在讓我們仔細檢視這個由《九七博物館》展覽衍生的後續展覽。

何慶基杜撰出一個發現盧亭的協會，名為盧亭學會，隸屬香港古歷史研究所。當我細看這連串協會的名字及其連帶關係時，我覺得與其說何慶基策劃了這個展覽，不如說他是個藝術家在創造展品 ── 他的角色並不止於策展人。

參與這個展覽的藝術家統統被稱為學會「成員」，此舉可視為何慶基把玩策展人權力和創造力的一著。

這就是盧亭，個子細小的魚人。這相信是盧亭穿著的服裝。他呈半人半魚的造型，是神話人物。我猜盧亭跟其族人大概受到上天詛咒而變成魚人。他們以前是人類，而展覽就是述說盧亭這個歷史人物的故事。

此圖片同樣由文獻庫儲存，是何慶基的藏品，讓我們仔細看看。不同人對展覽紀錄的確呈現不同的面貌。這幅由夏碧泉收藏的圖片，光暗對比跟何慶基收藏的略有不同，這一幅放大圖可以將影像看得更清楚。我猜這是由盧亭製作的竹器。我不知道他怎麼造出來，也不知道器皿的用途。但可以肯定主辦單位在建構盧亭的日常生活上下了一番功夫。展出者非常努力地重塑盧亭幾百年前在香港的歷史軌跡。

展覽亦展出考古遺址的文獻紀錄，以及「考古新發現」、地圖和展現盧亭日常生活的情景模型。展品更包括由盧亭「創作」的工藝品。根據這些洞穴壁畫的片段，考古遺址位於大嶼山。

縱觀這些資料，我認為這個於1998年舉行的展覽，不僅是前一年的《九七博物館》展覽的延續，它亦巧妙地利用了展覽空間，令觀者明知道展品是杜撰的考古發現，仍因為展覽空間的影響，而感到它們具有一定的權威性。

正規的展覽空間，為盧亭的「出土」及考古發現賦予權威性。在展覽目錄中，何慶基甚至回憶起他在展覽中遇到的一對父女。他說那位父親努力地向女兒講述盧亭的故事，令何慶基心生歉意，彷彿自己一力向一位小女孩洗腦，硬要她相信一個虛構的故事。何表示他原想向觀者傳達一個矛盾的信息，因為一方面，他不想觀者真的相信他杜撰的歷史；但另一方面，他不想人們完全否定它。他希望大家在信與不信之間，思考香港的另類歷史。

在展覽目錄裡，我們可以得知不同人對展覽的不同反應。何慶基在目錄中刊載了全國考古研究協商會會長的評論。該會是專門進行考古研究的嚴肅學術機構。

文章的英語標題為「Lo Ting, a Fabrication」（虛構的故事 ── 盧亭），但其中文標題的語意遠較鄙夷（直譯為「虛構的新身份令人失望」）。何慶基在展覽目錄中轉載這篇文章，造成一個有趣的效果，將他塑造成一個胸襟遠較真正的考古學者廣闊的人。 轉載這篇文章，顯示何慶基並不在意盧亭的歷史真偽，他只在乎我們可從中講述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以及展覽可以衍生什麼樣的衝突。

初時，我以為兩個展覽過後，盧亭這個意念已開到荼蘼。但後來我發現在1999年，何慶基試圖再辦名為《盧亭：1197大屠殺新發現》的新展覽。 1197年距今820年，我個人認為展覽也許暗指某段歷史，如1997年香港回歸。當我進一步翻閱文獻庫特別館藏室中有關何慶基的檔案時，我以為那個展覽已胎死腹中。但後來我細讀他2004年為Para Site藝術空間策劃的《身份何在 ── 何慶基的策展工作及藝術》展覽時，由後者出版的專題文章，我發現這幅關於盧亭第三個展覽的照片。這似乎顯示，盧亭的虛構故事衍生出一個三部曲展覽系列。

即使到了現在，這個展覽系列的餘燼仍未熄滅。C&G藝術單位成員張嘉莉在Parasite藝術空間於2015年國際研討會中就曾以盧亭為題發表簡報。當中，她從政治及社會角度，檢視後雨傘運動年代，利用自創的香港神話，鼓勵大眾思考另類歷史建構的意念。在雨傘運動後，人心可能感到困惑，但透過回顧歷史，我們或許可以思索，在官方歷史以外，以另類歷史意念為香港找尋出路的可能性。張嘉莉在發表簡報後，於 國際藝評人協會香港分會發表一篇文章，文章供免費下載，大家可以到協會的網站閱覽。

陳建濃論《十年回歸前後話》（2007年)

我將討論2007年於牛棚的1a空間舉行的《十年回歸前後話》展覽。展覽源於文獻庫一個研究項目，由當時的研究員魂游主持。

是次展覽探討1997至2007年間的香港藝壇，了解回歸十年本土的藝術發展。這些是文獻庫收藏有關該展覽的資料，中央部分是我們於夏碧泉檔案中發掘到的相關紀錄。

有關展覽的其他紀錄亦有以數碼形式儲存於光碟中，另有魂游收集的大量剪報。

這個項目牽涉大量研究工作，以及關於項目本身的記錄工作。

這是其中一份展覽場刊，名為《十年回歸前後話──紀錄文獻》，由1a空間刊行，記錄了研究項目各方面的資料，以及藝術家之間的對談錄。

展覽根據一個調查的結果，將焦點投放於23位藝術家身上。該調查旨在了解1996至1998年香港回歸期間，香港藝術界的狀況，以及當中最活躍的藝術家。

調查所得的數據，成為策展人篩選參展藝術家的準則。策展人先從12人的藝術家名單中，挑選出回歸前後最活躍的一組藝術家，再邀請該組藝術家挑選出於2005 至2006年間最活躍的同儕。

展覽圍繞這些活躍於1997至2007年間的藝術家之間的對話，聚焦於香港當時的自治權，以及藝術家的社會責任。

我細閱幾個月前在夏碧泉檔案找到的展覽紀錄，彷彿進入了時光隧道，重返已成歷史的那一刻。

你清楚看到夏氏背著相機走進展覽場地，拍攝他感興趣的東西。從這些相片中，例如這相片的左上角，是黃志恆的作品，跟她合作的梁志和，其作品則在相片的左下角出現。

右面是甘志強的部分作品，而展覽中大部分藝術家的作品都用上大量比喻和象徵符號，試圖呈現香港的身份和他們對回歸的感受。

這件梁志和的作品頗堪玩味，上面以藏文寫著：「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呼應香港人因對自己的身份無任何話語權而產生的異化感覺。

展覽瀰漫著同一種氣氛，即一種無權利自述的感覺，這是因為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干預。

這種普遍瀰漫的感覺成為展品共有的特性。這幅圖片顯示另一些由甘志強創作的作品，而右上角則有余美明的作品，呈現出回歸的另一種面貌。

部分參展藝術家的作品充滿政治意涵，例如寫有藏文的作品，讓人想到中國邊疆有很多人同樣被剝奪了自述的權利，被迫接受官方的說法。

其他如余美明等藝術家（右上角），則與另一位藝術家合作。作品本身以至這些相片均沒有明確呈現政治符號。他們部分人本著在那段時期做任何事情均能呈現社會現況的方式，作為談論政治的手法。因此，展覽顯示藝術家以大相逕庭的方式表達自己對回歸的感受。

這幅相片下方出現的鳥籠，是甘志強和鄭怡敏（阿金）合作的作品，後者回應甘志強的作品，將從報紙上找到的一幅攝下甘志強鳥籠作品的相片重新上色。作品的主旨是媒體所呈現的藝術品，以及我們的政治及藝術經驗如何被人左右。

左下角是蛙王的作品，他並沒有特別回應回歸議題，這幅作品取自他的《九百萬件作品》系列，名為《蛙王博物館》。

圖片的右下角是陳育強的作品，名為《間諜情人》。這幅照片未有清楚顯示，但其實這作品由一個底座及插於其上的一支步槍構成，表達陳育強視為「白色恐怖」的後回歸政治氛圍，回應大量敏感的政治議題下衍生的近乎恐慌的情緒。這作品充滿了政治意涵的象徵。

這是更多由黃小燕整理的紀錄，文獻庫亦有就這次展覽蒐集和記錄相關資料。

三木(陳式森)於展覽中進行了一項行為藝術表演。這是展覽開幕當晚的紀錄。他在演出中於一張報紙上剖開一顆豬心，以回應回歸議題。這些圖片記錄了不同的動作，以及與當時香港的政治狀況的互動。

展覽亦對未來作出臆測。這是由黃炳培（又一山人）出版的報紙，名為《明天日報》，號稱於2047年7月1日出版。黃炳培邀請多位作家為報紙撰寫故事、神話和虛構的新聞報導，以凸顯未來的荒謬狀況，以及大眾卒不及防的反應。

同場還展出藝術家為展覽創作的時間囊。每位參展藝術家獲邀於時間囊內放置一件物品、作品真跡、文章或文字。該時間囊現存放於文獻庫特別館藏室。展覽別開生面之處，是這些作品構成一個政治抗爭活動，表達對晦暗前景的不安和焦慮；但開幕當晚現場氣氛其實頗為熱鬧愉快，形成有趣的反差。當晚的氣氛與慶典無異，跟展品大相逕庭，形成一股非常奇怪的化學作用。

粗略看過該展覽的一些紀錄後，我將討論整個研究項目的其他部分，包括藝術家對談和訪問。

在我翻閱的資料中， 大部分均不是就展覽所作的記錄。我最初翻閱夏碧泉這本剪貼簿時，無法從圖片中看出什麼端倪，因為它們所傳達的資料並不足夠。關於展覽的資料，其實大部分源自魂游透過1a空間發表的這本紀錄文獻，以及他們筆錄的訪問內容。後者詳細記錄了參展藝術家的合作詳情和對話。

這幅圖片的左上角是甘志強和阿金聯合創作的作品。隔鄰是黃炳培和梁寶山合作的成果；而左下角則有梁志和及黃志恆這對組合，二人均是Para Site藝術空間的創辦人。出現在圖片右下角的是程展緯和梁美萍共同構思的作品。

那麼，他們的藝術對話牽涉什麼議題？他們如何思考2007年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在參展的藝術家當中，有人回應香港政治藝術的作用 ── 如何將藝術融入社會運動；或將社運融入藝術？藝術如何影響社運？此外，藝術家的社會責任亦是他們之間的熱門課題。從他們的對話中，可感覺香港藝術家在政治壓力底下普遍產生無力感。

關於2007年，還有一個要點大家可能因為時移世易而早已忘記了。大部分藝術家在2007年的對話中，均觸及香港是個政治冷感的社會，年輕人對政治漠不關心。這跟過去五、六年及後雨傘革命時代的情況可謂南轅北轍。現在，年輕人非常關心政治，而普羅大眾亦較以前更積極地對政治議題發表意見。

現時回想2007年的那種政治氣氛，以及回應當時狀況的這個展覽，實在饒有意思。我們可視展覽為一種訴求，促使藝術家創作了這些政治作品。

這是一場藝術家與策展人就展覽進行的公開對話，凸顯兩者之間存在某種斷層。

這是梁展峰的作品，可佐證我剛剛提到的斷層。梁展峰作為獲邀參展的藝術家，卻沒有提交自己親身創作的作品，反而充當起副策展人的角色。

他沒有展出自己的作品，而是邀請另一位藝術家代表他提交作品。展出的作品為旅美藝術家李寶怡的剪紙。此舉干擾了魂游和何翠芬的策展決定。

由於展覽源自一個以客觀數據為骨幹的研究項目，篩選藝術家的準則亦因而帶有科學研究色彩。當梁展峰邀請另一位藝術家參展時，策展人跟其篩選的藝術家之間嚴謹的關係脈絡隨即中斷。這構成了有關香港藝術家與策展人之間的權力政治的早期對話之一。

觀者對展覽的反應，部分圍繞它呈現的政治狀況。約翰百德（John Batten）表示展覽的政治性不足夠，因為缺少直接指涉香港的政治事件。他所指的是2003年因23條立法而引起的大規模示威、董建華下台，以及沙士疫病爆發。從這些評論可看出人們對這類展覽的要求，以及他們想在關於回歸的展覽中看到什麼。部分觀者希望展覽能直接指涉政治事件，但在我看來，參展的藝術家卻嘗試以較抽象的手法述說自身對回歸的感受。

此外，劉建華亦就展覽提出另一個問題，他批評展覽非常零碎，仿如各個藝術家在自說自話。我同意劉的說法，而這亦令人難以討論這個展覽。它規模龐大，涵蓋多位藝術家；而由於策展人沒有指定藝術家回應特定的回歸議題，令藝術家可以自由發揮，從而衍生出大量零碎的對話。但話說回來，我認為這正正是這個展覽的邏輯。這展覽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問題，它讓藝術家各自提出自己的問題，而不是表達一個結論。

展覽處理題旨的手法頗為有趣，因為同期亦有其他展覽舉行，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觸及回歸這主題，更接近抗議政治現狀的呼聲。相反，這個展覽較為含蓄，容讓藝術家與策展人之間的曖昧和衝突在展覽中呈現，這構成了展覽有趣之處，亦是它難於解讀之處。

問答環節

黃湲婷：當你研究展覽歷史，總有些留白的地方，需要你以個人對歷史的認識和想像填補。就讓我們任意地猜測吧。你認為這些展覽是否可能在其他年代舉行？

李嘉傑：於1997和1998年舉行的盧亭展覽，是早於回歸前已形成的大氣候底下的產物，當時有大量電視節目和紀錄片講述香港歷史、神話和掌故，以迎合當時香港人對身份的反思。我認為何慶基策劃及創造盧亭展覽，是旨在回應這些迫切的問題。

觀乎展覽的美學和盧亭的魚人造型，我相信展覽是歷史的產物，不太可以再度複製，或誕生於未來。香港人過去幾年經過不同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洗禮後，政治及社會觀點已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介入歷史的手法和策略已徹底改頭換面了。

黃湲婷：那你的答案是否定了？

李嘉傑：沒錯。

黃湲婷：你認為《十年回歸前後話》展覽是否可能在其他年代舉行？

陳建濃: 其實，魂游現時正舉辦以回歸20年為題的展覽續篇。老實說，我認為該展覽的確可以在香港再辦，原因是參展藝術家在2007年表達對香港的感受，多少跟現時感覺到的差不多。政治環境當然有變；年輕人亦變得更關心政治，但我們依然沒有自述身份的政治自主權，香港人自主自決的權利仍然被遏制甚至剝奪。我認為展覽觸及的問題並非2007年獨有，展覽的對話模式雖然流於割裂和浮泛，亦不夠專門，但我相信在今天依然適用。

這些問題，其實大部分在記錄藝術家對話的展覽資料中也有觸及。當我回看相關紀錄時，能夠得知對話實況，以及藝術家之間的互動，實在獲益良多，我不覺得展覽的模式已過時。

黃湲婷：這些展覽有何懷舊之處？

李嘉傑：以盧亭展覽而言，更大程度是要重塑當時的日常生活面貌。老實說，細閱關於盧亭的資料後，我仍然無法對這個魚人或這段虛構的歷史產生共鳴，畢竟身處於數碼世代，我們對事實和真相的理解，已跟展覽所在的時代大相逕庭，難以對虛構的歷史產生共鳴。我翻閱夏碧泉的照片和考古資料的方式，跟當時香港人的普遍看法有異。

此外，一如陳建濃所言，何慶基策劃和創作展覽的手法極富個人色彩，令我有種疏離的感覺，因為我無緣參與這個說故事的過程，而我亦無法完全投入故事當中。

由於我並不屬於展覽舉行的那個年代，懷舊並非我研究其資料時的主要焦點。

陳建濃: 要說《十年回歸前後話》展覽是否懷舊，我從展覽文獻（及其他資料）得出的概括印象是屬於二手的，而且相隔了一段歷史距離。我並不認為展覽屬懷舊性質，因為大部分參展藝術家均選擇抒發對前景未明的感受，所呼應的是他們的「當下」，即如何自述身世，及對身份的不確定。

展覽的大部分議題都是關於當時中國大陸向香港施加的壓力，並非要從歷史或過去中找尋自述身世的方法 ── 何慶基在盧亭展覽中就是用這種手法，並以神話包裝成截然不同的敘事模式。參與2007年展覽的藝術家並沒有回望過去，他們大多刻意將對話焦點設定為後殖民時代的身份認同，迴避對英治時代的緬懷。他們大部分選擇面向未來，但亦強調他們面對未來時產生的無力感，並探討藝術行動如何成為政治行動；以及藝術活動如何改變社會。

展覽瀰漫對未來的某種悲觀感覺，但同時對藝術的作用表達出某種理想化的意念。所以，展覽亦滿懷希望，我從這些藝術家的對話中，感受到這種美好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