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藝術文獻庫行政總監徐文玠與策略發展總監黃子欣暢談文獻庫七大重點議題：藝術書寫、地緣、展覽歷史、承故納新、教學、行為藝術以及女性藝術工作者
過去一年，亞洲藝術文獻庫（文獻庫）展開了改革工作，重新訂定主要的研究範疇和項目焦點，確立重點議題，從而釐清文獻庫的發展方針。一天早上，徐文玠與黃子欣聚首於文獻庫的實驗室，總結文獻庫的機構發展歷程和近期開展的項目，以闡明文獻庫七個重點議題。
歷史背景
徐文玠：首先，讓我們闡述這次對話的緣起。亞洲藝術文獻庫成立之初，人們都想了解我們如何篩選研究項目和藏品。我們有一套主導原則，雖然那時候還未清楚界定我們今天所確立的重點議題，但該套原則已與之相關。去年，我們從累積 16 年的經驗出發，共同制定了較清晰的方針，即我們所說的重點議題，以鋪墊更進一步的策略性改革。各個重點議題，為我們篩選藏品、規劃項目和連繫各界提供指引。
黃子欣：為配合文獻庫日漸發展成熟的組織架構，團隊上下需清楚釐訂我們的工作重點，讓使用文獻庫資源的各界人士了解我們工作背後的目的。釐清重點後，研究員和學者在使用文獻庫館藏時自能更感便利。
徐：確立這些重點議題可謂水到渠成，因為它們都呼應了文獻庫的使命，即開拓藝術史的新場域、回溯藝術歷史、收藏刊物或較冷門的藝術實踐和資料，以及豐富藝術的系譜和定義，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近年，我們對迫切的議題有了宏觀而全面的了解，讓我們知道該如何調校焦點。藉著這些重點議題，我們將妥善分配資源，支援長遠工作，同時逐年檢討，適時作出合適的調度。我們亦確保文獻庫的工作不會跟其他組織重疊，並與抱持相同宗旨的項目及同類機構緊密合作，以推展相關的探索路向。
地緣
黃：文獻庫的重點議題包括地緣、承故納新、行為藝術、女性藝術工作者及知識生產場域──在這個範疇下，我們集中探討作為藝術史書寫場域的藝術書寫、展覽和教學。
讓我們先討論地緣。我們摒棄以國族為切入點的方式，以跨地域的宏觀角度探索觀念、語言和知識的流播。
徐：大部分的文獻庫都以國家為重心。我們並不以提供亞洲近代藝術史的整全文獻紀錄為己任，而是呈現一套跨場域的切入點，讓我們了解和比對這些場域的歷史勾沉。因此，亞洲藝術文獻庫的作用，跟以國家為焦點的文獻庫不同。雖然我們無法擺脫以國家為框架的歷史闡述，但我們關心的依然是檢視和對照觀念和知識如何跨越國界，以及探究視知識為源遠流長的觀念。這觀念相信知識的萌芽階段，遠早於我們實際的研究範疇。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關係被簡化或遺忘。我們普遍認為全球化是近代的現象，但若以絲綢之路為例子，其實全球化在千多年前已出現。這些知識、觀念、貨物、宗教、文化和醫藥等各個層面的交流，是我們了解今人面貌的基礎。我們現今生活的世界有超過 600 萬人是難民或流離失所的人，另有 10 億人居無定所。我們見證著人口結構轉移，使部分城市變成小數民族的聚居地。同一時間，原教旨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起，令我們更迫切需要從歷史中找出被湮沒和遺忘的線索，重新思考公民身份，尋找社群的意義。我們希望回溯讓我們能團結一致、超越國族觀念的蛛絲馬跡，提供另類的參考觀點，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知識生產模式。我們就這個議題展開的項目包括拼湊亞洲，我們將在稍後再論及。
女性與藝術
黃：文獻庫另一個重點議題是探討女性在藝術和藝術史創造過程中的身份地位。例如，在我們有關 1980 及 1990 年代中國的豐富藏品中，明顯甚少以女性為主體的資料。我們於今年較早時候公開的柯瓊樂檔案（The Joan Lebold Cohen Archive），有一部分集中於中國女性藝術家，我們已率先將之數碼化。目前，我們正就該部分展開研究，以尋找方法，將更多女性從業者納入中國檔案庫中。
徐：我認為單憑一個檔案庫無法解決這問題，但我們仍需要公開承認其存在，並尋求可資應對的方法。這個議題所代表的鴻溝和矛盾亦左右了我們未來的研究焦點。基本上，問題源出於我們建構的世界和制度，我們每天都活在其中。女性缺乏發聲的機會，又或被摒除於歷史外，是在藝壇以外普遍存在的狀況。
迫切性也有階段之分。17 年前文獻庫創立之初，一切皆迫在眉睫，幾乎所有事物都亟待記錄和存檔，因為我們並無相關資料。今天，你翻閱我們關於 1980 年代中國的檔案，可能會心想這些都是著名的藝術家和策展人。但其實這段歷史只由少數非常熟悉當時中國藝壇的人撰寫。他們所記載的版本幾經轉述，成為我們討論中國藝術發展所依據的主要歷史憑證。公開他們收藏的檔案，讓人可以重新研究和閱讀當中資料。這些資料顯示，女性鮮有被寫進歷史中，因此有心人必須細心偵查，才可將她們發掘出來。杜柏貞和翁子健將於下次就重點議題展開的另一場對談中，講述這方面及文獻庫中國館藏的詳情。
這個議題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們完成，猶幸我們已擁有基本館藏，讓我們能以批判性的態度應對和處理。
搜記：《以文獻庫為方法》及《拼湊亞洲》
黃：在實踐（即我們如何推展我們的工作）的層面上，我們去年展開的改革訂定了清晰的方針，指導我們善用本身的資源，以應對瞬息萬變的藝術生態。有好一段時間，香港甚至亞洲區內的藝術團體為數不多，因此我們自覺有責任擔當多個角色。隨著新機構相繼成立或籌組，我們現在可以更集中地運用資源。這個篩選和釐清重點議題的過程，讓我們可以確保資源運用得宜，以最深思熟慮的態度，服務藝術領域。
徐：對。在釐清文獻庫重點議題方面，我想強調《搜記》的誕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我們共出版了四期《搜記》，各有不同的主題。這四冊期刊纂集了文獻庫團隊在過去多年來圍繞相關主題所作的思考。雖然《搜記》已完成歷史任務，但接替它的《藝 文》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台，讓我們可以邀請不同單位，就我們的重點議題創作內容，分享相關知識。
第一期《搜記》以「當代」為探討對象。一般而言，檔案記錄的是過去和歷史；那麼，將當代或近世藝術史存檔的檔案有什麼意義？而「當代」一詞所代表的，到底又是個怎樣的狀態？藝評人海爾‧福斯特（Hal Foster）以問卷形式對「當代」展開調查，成為了學術和策展界經常引用的重要文件。由於大部分被訪者都是駐歐美人士，我們的參與正好將調查範圍擴大至包括亞洲在內。當然，調查規模可進一步擴大，以涵蓋其他地域。因此，該期《搜記》試圖為更大範圍的調查提供基礎，邀請受訪者暢所欲言，而該期期刊亦以「續篇」而不是「終章」為名。
黃：《續篇》轉載了一篇非常關鍵的文章，題為〈Ivan Peries：資產階級藝術家在第三世界的困境〉，由 Senake Bandaranayake 於 1960 年代撰寫，只曾於 2009 年 5 月刊於《第三文本》（Third Text）中。文章講述的 Ivan Peries 是 1940 年代活躍於斯里蘭卡的藝術流派「43 小組」（’43 Group）的創始成員。文章指出對當代藝術或當下創作的藝術作深入探究，並非現今世代獨有的處境，更加不是歐美所獨有。同一類的探索衍生自與過去的持續對話，對話跨越地理疆界；而這篇文章勾勒出一條連繫這探索路向的線索。同類型的文本至今依然能反映現實，豐富我們理解和體驗歷史的方式，讓我們更全面地考慮自身在歷史中的位置。
徐：《搜記》第二期的主題是「以文獻庫為方法」。雖然這不是文獻庫的重點議題，但我們工作的模式明顯受這套方法論影響。亞洲藝術文獻庫創立的目的，就是應對亞洲近代藝術史在記錄和開放予公眾方面的迫切需要。利用數碼工具和平台，我們得以在沒有私人或政府巨額資助的情況下，仍可達成這個目的。
黃：在該期《搜記》裡，我們檢視個人和團體使用文獻庫工具、模式和方法的不同方式。當中部分例子如南方概念主義網絡（Red Conceptualismos del Sur）因應本土知識保育的迫切需要而衍生；而凡艾伯當代美術館（Van Abbemuseum）等例子，則將地下文獻庫化作展覽空間，以提出批評性的問題。
徐：它亦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讓我們回顧於 2005 年舉辦的一個關於文獻存檔的會議衍生的議題。
黃：接著，我們出版了《搜記》第三期《拼湊亞洲》。
徐：我們經常被問到如何定義亞洲？它的疆界至哪裡為止？又從哪裡開始？正如我們早前探討的所謂「地緣」一樣，這一期《搜記》以及由它衍生的項目，旨在提倡以非線性和更靈活的方式思考亞洲區，對歷史和知識同樣抱有二者相互交纏的觀念，亦將研究焦點落在普遍被視為亞洲以外的地方。較近期的例子是我們與保羅梅隆英國藝術研究中心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合辦的三年研究項目《倫敦，亞洲》，由我們的前任研究總監 Hammad Nasar 倡導。項目將倫敦設定為一個鮮有人探索的南亞藝術史場域，同時提倡以更包容的手法書寫英國藝術史。
關於《拼湊亞洲》我還有一點想補充──它亦有助反思區內社會、政治和經濟現狀，以揣摩當下活在亞洲的意義，以及理解現實所經歷的急促轉變。我們用作期刊封面的圖片，是1970年代從香港拍攝的深圳景象，雖然只是相距30年，但跟今天的深圳已截然不同。
展覽歷史
黃：《搜記》是一個起步點，讓我們開始闡明身份，以及關心的地區和課題。第四期以展覽為題，將之塑造成書寫區內藝術史的場域，以彌補博物館和大學在這方面的無所作為。它是 2013 年舉辦的《建構場域》學術會議的延伸項目。會議內容可於線上查閱，並輯錄於《Yishu 典藏國際版》特別號中。
衍生自該次會議的《搜記》第四期，邀請學者、藝術家和視像設計師，探討一些展覽如何改變藝術史和藝術在今天的定義。
徐：展覽是我們探討亞洲藝術知識在何處生產的其中一個場域。這個領域的研究日盛；而當中圍繞方法論的問題泰半仍未解決。但我們最關心的不是展覽的既定角色；作為研究課題，展覽在我們眼中是質疑歷史的空間。
藝術書寫
徐：今年，我們將焦點集中在區內另一個賦予藝術歷史意義的場域──藝術書寫。我們計劃於 2018 年 1 月，與香港大學召開學術研討會，研究期刊如何成為產生和交流觀點，以及宣示關聯的主要場域。
我們亦計劃出版一套三冊的刊物，分別檢視虛構小說在建構藝術家形象方面的角色、藝術家遊記及宣言。這些刊物由一個長期研究項目衍生，啟發自一份 20 世紀藝術寫作參考書目，涵蓋以 14 種印度語言寫成的素材。雖然文獻庫重點議題沒有明確包含語言和翻譯，兩者卻是貫通我們所有工作的元素。現代及當代南亞藝術寫作參考書目（The Bibliograph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Writing of South Asia）顯示，我們經常引用的印度藝術史料大多為英語和印地語文本。透過將焦點轉移至其他語言，我們希望開拓更多參考基點。雖然翻譯從來不是容易事，但我們必需時刻警覺，藝術史一直倚重語言來傳達。我的同事 Sabih Ahmed 和 Sneha Ragavan 將在另一場關於重點議題的對談中，詳細講述這個項目。
教學
徐：Sabih 和 Sneha 亦會在討論知識場域時觸及教學，以及它作為第三個知識場域的角色。身兼教職的藝術家一直在許多後殖民國家主導課程編制。其中一個闡明此說的例子是 巴羅達檔案 （The Baroda Archives），我們已將當中關於 Gulammohammed Sheikh、 Jyoti Bhatt、K.G. Subramanyan 和 Ratan Parimoo 的檔案數碼化。不同的教學系譜催生出各種各樣的藝術實踐，構成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此，我們希望追源溯本。與此同時，我們目前正研究另類教育項目和平台。這些由藝術家於體制以外開辦的學校，通常以被邊緣化的社群為對象，在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兩方面均開拓出更廣闊的空間。
承故納新
徐：我們剛才談到的巴羅達，率先提倡將活傳統，視為現代性的其中一種正當模式。 此說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錯的切入點，讓我們將對話順利轉移至另一個重點議題──承故納新。我們所持的觀點，是將傳統視為一個有效的活空間，讓當代藝術家從事創作。 2014 年，我們舉辦了一個由當時的駐場藝術家 Iftikhar Dadi 主持的工作坊，探討亞洲各地的書法、細密畫和水墨畫的類同。我們亦關心當代人如何界定藝術。設計、手工藝、行為藝術和視覺藝術的分野，源自殖民者強加於藝術的定義，但這些舊有觀念至今依然是全球的主流。
行為藝術
黃：我們還未談到行為藝術，它是文獻庫最後一個重點議題。在所有的藝術實踐形式中，行為藝術一直是我們關注的課題。過去數十年，它已成為在審查制度嚴謹的國家（如中國、新加坡和越南）中創作的藝術家所依賴的一個重要的另類創作形式。行為藝術因其短暫的本質、較市場上其他藝術晦澀含糊的手法，以及將作品記錄的難度，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肥沃的土壤。同時，它亦質疑區內（如東南亞等盛行傳統舞蹈形式的地區）對行為藝術所下的定義。
徐：在我們考量這些方針或重點議題時，我們必須一併考慮地域元素，以取得平衡。雖然我們無法兼顧所有國家，但我們時刻警覺，以防將資源集中在中國這個最容易獲得資助的研究對象上。因此，我們不時檢討研究、藏品數碼化及項目策劃的工作，以作出適當的調度。來到這次對談的尾聲，我必須強調這些重點議題乃經過多年醞釀，是我們在文獻庫內外集思廣益的成果。可惜我們的前任研究總監 Hammad Nasar 無法參與今天的對談，他在任時主導了制定文獻庫重點議題的工作。在未來幾個星期，我們將發表一系列環繞重點議題和特定國家的對談，作為這個花絮系列的一部分。最後，這個建構過程有賴廣大社群的參與方能成事，包括與我們合作推動觀點和資源流播，以及曾經指導我們的個人和團體。
在 Twitter 關注@AAA_Ide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