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香港這座文化雜糅的城市一樣，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們似乎都具有著複雜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包容度的共同特性，夏碧泉也是如此。作為一位活躍於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藝術家，夏碧泉以他的版畫和雕塑創作而為人所熟知。同時，香港本地藝術界人士提起他時，不約而同地都會記得他另一個身份：作為攝影師，夏碧泉常常出席並記錄藝術展覽的開幕，持續近四十多年，從60年代到1998年拍攝了超過1500個展覽和藝術活動的照片。2009年夏碧泉過世後，其家人出於共用的意願，將他生平所收藏的書籍、雜誌、展覽圖錄、影像記錄等資料捐獻給亞洲藝術文獻庫，這些私人收藏才得以向大眾與研究者開放。

伯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在他九十年代初的著作《論新事物》中，將我們今天所謂的“文化經濟”定義為“文化價值檔案與這一檔案外的世俗世界之間進行的交換”。^[i] 這裡的“文化價值檔案”泛指整個博物館、美術館等藝術收藏研究系統。相較於博物館此類官方機構對文獻進行系統分類與編碼，夏碧泉的收藏與記錄則顯得自由得多。儘管在亞洲藝術文獻庫對這些資料後期的整理中，可以把夏碧泉所保存的資料大致分為藝術類書籍、報刊、雜誌、拼貼而成的書冊、以及參觀展覽時所拍攝的照片等，但顯然他並沒有將自身的工作視為一種符合既有知識框架內的整理，而是一種更具有主動性的個體實踐。換言之，什麼應該被納入，什麼應該被排除，對文獻價值判斷的這一核心問題的主動權掌握在夏碧泉手中，而不是依附於某種官方敘事。

當然，個體收藏之所以能轉化為文獻，必然經歷著公共化與合法化二者並行的過程。而夏碧泉實踐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以個體的主體意識去記錄、介入香港藝術生態，並創造性地彌補了香港藝術史的缺失，這裡以他的拼貼書和展覽記錄照片尤為典型。夏碧泉常將剪報、藝術作品圖片拼貼在諸如At Home With Art（1999），London Interiors（2000）此類藝術家居和裝飾藝術的畫冊中，創作成一個新的歷史圖錄，例如香港《大學生活》雜誌1960年“現代思潮專號”的雕塑封面與圖冊中的雕塑原作被並置在一起，本地媒體的時裝專題照片與馬蒂斯、畢卡索等現代主義大師的作品交相呼應。這裡我們可以由此發現香港受西方現代藝術潮流的影響之深遠，這與中國大陸現代藝術知識斷層的傳統是截然不同的。包括夏碧泉本人的藝術創作也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抽象藝術的印記。除了對畢卡索、馬蒂斯的喜愛，夏碧泉在數處資料中都標注了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藝術家的創作，這也是就是為什麼在他的版畫作品中線條抽象而簡潔、常常運用到人像、樹葉、花朵這些元素。這種現代藝術的影響甚至是跨地域的。在藝術家、學者Walid Raad的研究《第39章_索引XXXVII: Traboulsi》項目中^[ii]，他追溯了黎巴嫩藝術家Suha Traboulsi是如何通過與夏碧泉的多次交往，並受到夏碧泉拼貼書冊的啟發而創作出一系列的“雕塑空間”，Traboulsi的創作又是如何運用這種“拼貼”的方法去類比近代阿拉伯藝術作品。

夏碧泉所拍攝的海量展覽記錄照片為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維度去呈現香港藝術脈絡。諸如90年代香港重要的“ART ASIA藝博會”（1991）、“星星十年”（1989）、“週邊藝術展覽”（1988）、“香港美術界回歸展”（1997）。透過這些照片，觀者可追溯到中國大陸80年代的前衛藝術浪潮與屆時香港藝術的互動。例如1993年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的“後八九：中國新藝術”成為了中國當代藝術在90年代市場化和國際化過程的最佳註腳。該展覽呈現了當時中國最具代表性藝術家的作品，但於此同時，展覽清晰地將藝術家們用“政治波普”、“無聊感與潑皮風”等詞彙進行劃分。儘管諸如劉韡、邱志傑等藝術家在其後的創作中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在隨後的近二十年裡，這些“風格”成為了這一批藝術家無法擺脫的標籤。

夏碧泉的拼貼書和展覽記錄照片都為香港藝術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除了將夏碧泉看作香港藝術家之外，我更想談談他作為一名把大量資料和知識收集作為基礎的實踐者角色。他的主動意識和工作方式，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如何去觀看文獻的最佳範式，即將它看待為一個動態的、階段性的實踐過程。在《揣測與媒介：媒介現象學》（2010）中格羅伊斯重新對文獻系統、藝術與現實之間區分的爭論進行反思。通過現象學式的思考，他認為文獻實踐本身就存在一個主體性的矛盾：一方面文獻需要被完整化；另一方面，價值決定了事物的命運，即能否能成為文獻。^[iii]  世俗世界中無價值的事物在實踐者的手中具備了成為文獻的可能，就如同夏碧泉常使用所生活舊社區的廢棄之物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品來重新拼嵌成雕塑，亦或是收集的剪報和拼貼成藝術書籍。他如同一位香港藝術生態中的“拾荒者”，這些被捨棄、忽略、判斷為無價值的知識資訊，挑戰了藝術史的官方敘事。這些曾經專屬於他的個人化判斷，經過亞洲藝術文獻庫、包括我在內的之後的研究者、藝術機構不斷地解讀與呈現，這一過程就是文獻的主體性和動態性的最佳體現。（陳立）

本文由時代美術館最先發表。是次翻印獲官方許可。

陳立為駐香港的策展人暨研究員，2016年出任香港藝術文獻庫（文獻庫）駐場研究員。

[i] Groys, B. (2014). On The New. Verso Books.

[ii] 見Walid Raad: 第39章_索引XXXVII: Traboulsi, 按此瀏覽

[iii] 伯里斯·格羅伊斯 (2014) 揣測與媒介：媒介現象學。南京大學出版社。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