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健反思廣東藝術以及在表述上所面對的挑戰。
《我往南》由文獻庫《藝文》和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旗下跨學科藝文平台《Open Space》聯合出版,為《Open Space》第十一期雜誌《We the People》的一部分。
我唯一一次到加州灣區,是在2011年。此行的工作,是到加大柏克萊分校放映亞洲藝術文獻庫製作之紀錄片《薩特和鄧麗君》。此片在2007-2010年間製作,講述1980年代當代藝術在廣東地區之源起,及廣東之特殊性(如遠離國家政治及文化中心,和通過香港能比內地更早接觸到流行文化及消費品)如何影響此地的藝術家。
放映活動後,我有一天空閒,準備遊覽三藩市。當日我一早出門,到市中心閒逛——徒步閒逛是遊覽一個陌生城市的最好辦法。當時的行走路線,我早已忘掉,但是記憶猶新的是,我就這樣走著走著走到了唐人街。我本無計劃來唐人街,但正因為是不期而遇,那一刻的感覺才特別奇異 -- 明明在半個地球之外,卻一下子回家了,只是這不是現在的家,而是童年的家,甚至是我想像中的父母親記憶中的家。這種感覺我曾有過:十五歲那年,我第一次去廣州,當時廣州給我的深刻印象就是回到過去,回到童年時的香港。
我走進三藩市唐人街時已是中午。我選了一家外表最樸素的小飯店,一位中年女士用可愛的台山口音粵語招呼我(為什麼她一下子就認出我是廣東人?)我點一份一豉汁蒸排骨飯。女士說:「三蚊。」
現在我寫下這段記憶,大概有點不可思議。三蚊!不可能這麼便宜!但不會錯的是那是我在美國境內吃過最便宜的一頓飯,還很好吃!我第一次去紐約的第一頓飯,是在路邊小店買的一個三文治,九塊九毛。那面包味如稿紙。
吃著這碗排骨飯,看著店內裝潢,聽聽店內人閒聊,心裡想著,這難道不是廣東嗎?這些廣東人,移民到地球的另一邊,卻重建起家鄉的生活——語言、食物、習俗、倫理,幾乎一切依舊。十九世紀末以來,大量華人移居海外,其中廣東人佔一大部分,因此今天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都能輕易找到粵菜餐廳、聽到粵語。
從某個角度看,一個新移民不去學會當地語言,不入鄉隨俗,豈不可惜?從另一角度看,哪怕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這些人卻仍然可以保存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甚至還能過得相當富裕,這何嘗又不是令人敬佩的堅韌的生命力?
這些移民在外國的生活方式讓我想到當下藝術界所面對的困境:不論有否移居外地,今天的藝術家皆面對一個全球化的藝術世界,都要在「尋找自己的藝術語言」及「順應全球化」兩個選項之間掙扎,也很難說哪一個途徑更好。
在1989年初,廣東人楊詰蒼獲邀赴法參加《大地魔術師》展覽。在1990年代初,楊定居巴黎。在一次展覽上,楊遇到了趙無極。當時,住在巴黎的抽象畫家趙無極,可算是西方最成功的華人藝術家。趙給予楊這位新移民及晚輩藝術家兩則忠告:一,學好法語;二,不要跟中國人來往。這的確是他在巴黎藝術圈獲得成功的寶貴經驗。可是,楊是一個不同的人。他的思考擅長於擺脫人們認為的「正確」。他沒有學好法語,也經常和中國人在一起。畢竟,已證明過能走向成功的路,再走一次還有什麼意思?
* * *
回到三藩市那一天。
下午,我去拜訪侯瀚如,當時他在三藩市藝術學院任美術館館長,主持展覽及美術館研究之課程。侯生於廣州、長於廣州,在北京讀大學,1990年代初移居巴黎,成為活躍的獨立策展人。在策展工作中,他最關注的主題包括全球化、移民、民族主義及其解構、建築、城市發展,以及另類文化。我敬佩侯對藝術的真正的尊重和熱愛。他重視生活中的愉悅和難題,非常欣賞街頭智慧。他製作的展覽現場往往能再現真實世界中混亂和秩序的拉扯角力。《移動中的城市》(1997–99)、第四屆光州雙年展(2002),以及第十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2007)等策展項目都是他的代表作。
在200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中,侯瀚如負責策劃其中一個子展覽,題為《緊急地帶》,邀請了一幫藝術家來組織一個迷你展覽,即《廣東快車》(Canton Express)。「Canton Express」這個名字取自侯喜歡的一家格拉斯哥廣東快餐店。在西方機構大多仍以國家為單位籌辦展覽的大環境下,《廣東快車》以地區為主題此舉顯得極具開創性。有趣的是,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本打算首次承辦中國館展覽,後來因為國內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取消計劃;這樣一來,《廣東快車》竟成了當年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中國代表」。2
但當然,《廣東快車》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廣東,只代表參與它的這些人。這些人當中,有些生在廣東,有些不是;有些講粵語,有些不講;有些正住在廣東,有些已經離開。所以說,這是一個想像出來的社羣,不旨在代表某種身份。那麼,是什麼讓他們能以「廣東」的名義走在一起?是他們作品中某些共通之處嗎?
陳劭雄的作品是一個特效影片,片中的高樓大廈可以變型,以躲避恐佈襲擊。另一邊廂,段建宇帶去了一百隻體態各異、栩栩如生的玻璃鋼製雞,「散養」於展場各處,指涉廣東「走地雞」,作品名為《藝術雞》。而鄭國谷的作品則是展場裡一間改造成陽江(他老家)製廚具陳列室的細小房間,牆上印著籌備這次展覽期間不同人員之間溝通的片段。
展覽的主體建築也是由鄭國谷設計,其形狀奇特,顏色明亮。如果硬要說它像些什麼,那只能說有點像一道過街天橋,而橋底便是展覽的主要空間。這個展覽雖小,噪音卻不少,主要來自楊詰蒼的作品《會叫的風景》:五幅工筆三聯,畫幅大(每幅3乘5米),卻畫得細緻入微,內容分別是倫敦的國會大廈、一家煉油廠、長江三峽大壩、拉斯維加斯和飛機撞毀的五角大樓。《藍色多瑙河》在一旁悠悠傳來,不時被驚恐的叫喊聲打斷。
這些作品之間有共通之處嗎?它們跟1980年代的廣東藝術有沒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今天的廣東藝術又有沒有承繼到它們的任何特質?作為研究者,我總是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但既然這些藝術家從沒希望建立一種地域身份,那麼這個問題也就不甚重要。
只是,作為一名廣東人兼研究員,我看廣東人的藝術中的某些偉大,的確與此地之文化及地理息息相關。廣東藝術中常見的奇詭念頭,大概孕育自對此地有悠久影響的道和禪;自古以來在政治及文化上的邊陲地位,造就了人們對自由的珍視;亞熱帶氣候和豐饒資源,有助建立人們對生活的熱愛及樂觀精神。無論是待在家鄉還是跑到天涯海角,大部分廣東人都抱持著對自身文化的驕傲,而這種驕傲即使在最市井最日常的生活中也能得到體現。
這些品質,在我一點都不客觀地看來,是我們存活於世上面對種種難題時所必須具備的。理解藝術時,分析語境固然重要,但也總需要找到某種超越時空的普世性。我曾試圖將廣東藝術中的這個價值,歸納為一種「獨立精神」,但這種表述顯然並不能將廣東藝術明朗化。到頭來,還是陳侗——一位廣東藝術家 – 他的一句話把這種價值講得最清楚:「你指東,我不往西,我往南。」
翁子健為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致力於大中華區研究。
註
1. 「廣東」是廣東省省會廣州的舊稱。
2. 1993年,同樣在威尼斯雙年展上舉辦的《東方之旅》展對「當代中國藝術」典範(Canon)在西方的形成影響深遠。